“黄金十年”之民生、市政建设
山南慕北 2015-11-12
黄金十年市政建设
交通建设
1934年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开始大力推动基础建设计划。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例如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特设铁道部，积极发展铁路交通。
铁路
1. 1932年8月至1937年7月，利用比国庚款展筑陇海路，西段由灵宝至宝鸡，东段由大浦至连云港，使连云港至宝鸡间全部通车。
2. 1933年7月至1936年5月利用英国庚款，接通粤汉路株洲至韶段，使武昌广州间全部通车，并于1937年8月完成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的接轨。
3. 1930年至1936年1月完成由杭州至南昌的浙赣铁路，初由浙江省政府修至江山(1934年1月1日)，继由铁路道部会同浙、赣两省，并与德商合作，展修至南昌，1937年10月又完成萍乡至株洲线，与粤汉路接轨，路款多由中国银行承借。
4. 1933年至1937年6月完成同浦铁路，由山西省府自筑，此路北在大同与平绥路接，中在太原由正太路与平汉路接，南拟在蒲州风陵渡建黄河桥与陇海路接，惟桥未开工而中日战起。
5. 1934至1935年6月完成田家庵至裕溪口的淮南铁路，以运煤为主。
6.1933至1935年5月完成宣城至南京的江南铁路，为民营铁路。
7. 1935至1936年7月完成杭州至曹娥江的铁路，使沪杭甬铁路完工。
此外，为联络铁路交通，1930至1933年完成南京和浦口间的轮渡工程，使沪宁路与津浦路相接；1934年11月至1937年10月完成钱塘江大桥，使沪杭路与浙赣路相接。
以上总计，在十年建国期间，国民政府共修铁路3793公里(不含东北)，使中国本土(不含东北)铁路共达1.2万公里。在抗战时，这些交通系统发挥了很大效力，例如抗战初期，广九铁路就从香港运输大量武器补给，再转往东南战场。
公路
公路方面1935年后，国府将原来的公路网作了加修和延长。到1936年底，各省联络公路已完成2.1万余公里。同时，国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总长度109,500 公里。包括完成公路工程者43,521 公里，未完成公路工程的道路 65,979 公里。至1937年，全国共有公路营业客车1万辆、货车1.3万辆。
西北西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为了国防战略需要，国民政府把目光投向遥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希望籍著加快西北地区农业，及工业近代化，促进商贸与及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中国战略环境，为未来的全面战争造好准备。事实上早于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就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改善西北交通与及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构思。1927年，国民政府依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逐步提出开发西北的计划。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府即加强国防建设，社会也发出开发西北的呼声。重要是，西南地方当局在民族危难的大前提下，都愿意跟中央达成共识。例如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就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可以说，由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国民政府将开发西北的构思逐步具体化，并且构想西北西南以西北作为未来的战略基地的。
国府开发西北，先从交通水利着手，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1904年起修建的陇海铁路在1934年延伸到连云港，西段在1927年通到灵宝，1934年到西安，1936年到宝鸡。通车部分长1075公里，全长1759公里。
公路方面，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及各条新建公路及整修公路，皆于此时期完成，其中1937年通车的迪伊线迪哈公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战时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
水利方面，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等计划案。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但农业生产发展却停滞不前，有见及此，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缓和农民所受的剥削、发展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财政上的援助，国府又推进西北农业科研，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包括1938年于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生产技术的工作。此外，因为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大力发展棉户为之基本工作。凡此种种，皆对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尽管西北开发仍受制于地理，资源，及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1930年代，中国开发西北的活动随着战争步伐临近与及西北战略地位转变而不断发展。整体上，国民政府在面对艰难的条件和战争环境，为西北开发做出了一定贡献，西北开发与建设，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农产、工业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有力的作用。
市政建设
十年建国初期，在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近代市政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但真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城市体制建立现代城市市制的，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广州由孙科主持颁布实行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标志著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建制。
不过当时的城市化率极低，实现城市现代化所需条件并不具备，城市基本上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包围之中，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仍未足够。加上中国传统体制和观念，市政建设仍缺少必要的制度环境和经济基础。
推行市政改革同时，国民政府亦着手起草了可谓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即“首都计划”。这部规划于1929年底颁布，着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计，其后却因战事而搁置，但今时南京内城的基本格局，仍有当时规划排布的沿袭与留存。“首都计划”邀请了美国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顾问，墨菲就是清华园的规划设计者，中方主事的则是林逸民负责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有论者指尽管以现代目光来看，“首都计划”的时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用心深微还是令人感叹的，可说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