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国共关系如何
山南慕北 2015-11-12
从1927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连年战乱和饥荒导致国民党政府对农村基层控制力基本丧失，外来商品的倾销使得大量民族资本、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导致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壮大发展。
1927年七月清党后，陈独秀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被迫下台。中共由瞿秋白继续领导。“南昌起义”后又发生两湖秋收起义。毛泽东等率领残部四百余人与朱德等残部于江西井岗山会合，并成立第一个苏维埃组织，简称苏区，并采游击战略与国军周旋。
1928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暂停工农暴动政策，以发展工农红军为要务，并建立苏维埃巩固共产党实力，实行土地改革新措施。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并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左倾，毛泽东渐露头角。
1930年，中共先后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发展红军，兵力在十万人以上，党员扩展至十二万人，实力与声势非常浩大。武装力量短短数年间增长迅速，此时期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内战不息，未能集中力量征讨中共军队，内战结果也令部分残余部队转向投靠共军，加上农民的破产和中共土地改革运动策略，共产党势力日益增长，根据地不断扩大。
1931年十一月，中共于江西瑞金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议决创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则出任红军最高总司令，此外又将中共中央总部由上海迁往瑞金。国共关系更加紧张。
国民政府鉴于中共势力日盛，于是在1930年代开始按“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实行一连串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图肃清中共的根据地，但由于战略错误，不受农民支持，加上内战以及国军内部派系林立等因素，前四次均无功而还。
1933年底国民政府再调动达80万大军，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十月发兵，准备全面进攻共产党于江西瑞金的基地，展开第五次剿共行动。1934年四月至七月期间，国、共两军展开决战，先后有会昌，驿前两大阵地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方针今红军伤亡惨重，丧失大片根据地。
共产党见反围剿无望，乃退而采取转移突围策略。1934年10月，放弃经营了七年多的中央苏区。由江西瑞金出发，途经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青海等省，在遭遇沿途国军连串攻击后，损失惨重，由最初八万五千人之数最后只余下六千多人。中共党史号称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十月红军抵达陕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由于陕西并非国民党势力所在，故按兵不动，国共两党处于对峙形势。[24]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贵州遵义举行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上清算了以王阳与古博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打压了张国焘的分裂势力。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军委会主席，集党及军的领导实权，奠定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此时期日本对华威胁与日俱增，人民反日情绪高涨，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等口号，颇得民心。一时全国上下响应，然而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激起国军内部东北军的反抗，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在西安趁蒋介石抵达督促东北军进攻红军时冲去其宅邸，实行兵谏，要求立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由此，国共两党暂时放下敌对，一致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