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的工业建设成果
山南慕北 2015-11-12
汉阳钢铁厂
工业成长显著的分别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农业方面，也有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乡村建设政策，并开始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被动享受到的近代经济 。此阶段中国经济在官僚资本及私有资本化的历程颇有很大弊端，但在轻工业逐渐成形鼓舞下，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初现端倪。
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估计为4691万的非农业工作人口中，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
黄汉民通过对30年代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工业发展总趋势是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例如发轫于1920年代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一小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提高。
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具体工作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还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充实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但是因腐败和资金短缺，以及战争破坏，导致重工业大部分成为纸上谈兵，无从落实。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业及厂矿，小部分已建成投产，而大部分都停留在筹备阶段。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
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钢铁3万吨，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2万吨，锑1.46万吨，精铜9吨，铁砂0.63吨，电报机425具。
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抗战开始后，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重工业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不过在这段期间，晚清时候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政府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惹起争议。不过有论者指汉阳钢铁厂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复生产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长期向日资举债终致日资所入侵有关。另外民国时期，中国炼钢水平极端落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钢铁价下滑也是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