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女子可能从事的工作 汉朝女子地位是史上最高?
山南慕北 2016-03-14
汉朝女子
汉代女子可能从事的工作
1.纺绩
纺绩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基本工作,这是人们熟知的常识,本不需赘言,但汉代“女绩”的一些历史细节似尚有稍加勾勒的余地。“女绩”并非单指“织”,而是从蚕、桑、漂絮、纺绩、染色到制作服装的完整过程,《四民月令》“一月”条、“三月”条、“六月”条、“八月”条所陈说的家庭女性工作就包括了上述诸点。
在某些汉代文人笔下,采桑织布的女子美丽潇洒。然而更多的资料显示,普通人家的妇女十分辛劳,她们不仅白日劳作,有时晚上也难得休息。江苏汉画像石绘织女边纺绩边照顾婴儿,甚是忙碌。汉乐府诗云,“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根据对现代社会某些大都市的调查,女性日平均睡眠和闲暇时间略少于男性。如果考虑到汉代女性夜间可能还要用相当多的时间进行纺绩,或起夜照看幼儿,则那个时代普通人家的妇女的睡眠时间大概比男性要少了许多。那些将懒惰与妇女联系起来的古人言论,自然是不公平的。
2.农耕
“男耕”和“女绩”并非截然对立,汉代女子也是农业生产的参与者。较常见的情形是妻子协助丈夫农耕,如农忙时将饭食送到田地,或在丈夫休息时看护庄稼。
除去大田劳作,有的女子还从事一些颇费体力的活计。虽然劳作的体力消耗程度不及男子,但汉代妇女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劳动领域相当广泛,她们是农业生产全程的参与者,从播种、收获到加工粮食,都洒下了妇女的汗水。尤其是丈夫外出服徭役或兵役,女性就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3.家畜饲养
家畜的饲养似乎是男性事务。我们看到文献记录的汉代牧猪、牧羊故事的主角都是男子;而在男子中,成年人更多一些。
一些调查显示,在一些仍保持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中,存在着两种性别分工:一是男子耕作打猎,女性饲养家禽家畜,如生活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吉米(Gimi)人;一是男性放牧,女性照看庄稼,如生活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莫西(Mursi)人。
汉代妇女在家庭畜牧业领域中的作用相对较小,也许可以从人类学提供的资料中得到启发。汉代人通常在野外泽畔放牧猪羊,人烟稀少,女性更容易受到攻击和伤害,这可能是女性不从事放牧家畜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三国文物资料提供了女性喂猪和在家中饲养鸭鹅的场景。这表明汉代女性并没有完全离开家庭饲养工作。汉代猪羊饲养包括圈养和放牧两种方式,可以设想圈养猪羊是汉代普通人家妇女的工作。
4.手工业
睡虎地11号秦墓两件漆杯分别刻有“小女子”、“大女子臧”、“大女子军”。此外还有“钱里大女子”、“大女子”等。学界一般认为这类漆器可能是民营手工业作坊产品。此说是。“小女子”、“大女子臧”、“大女子军”等应是以年龄区分的女性手工业者。与之相类,湖北云梦大坟头西汉墓所出漆器上刻有“官里大女子骜”,骜应是住在官里的漆器制作者。已知汉代官营漆器制作者均为男性之名,这可能意味着官府漆器作坊中没有女性。在西汉中期以后的漆器铭文中,未见女性私营手工业者,女性是否不再从事这个行业值得进一步研究。
制作和缝补服装是汉代常见的手工行业。王莽征收商业税的范围包括女子“织纴纺绩补缝”。汉代人有“恶人入道,损败善人,亦如拙匠损败人材木,拙女毁人布帛,终无成善功”的比喻,“毁人布帛”显然是指用他人提供的布帛制作服装。居延汉简有“妻治裘”残简,可知边地妇女也能制作皮裘服装。
5.经商
商业与手工制作关系密切,有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巴寡妇清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说清之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能守其业”。“守业”意味着对原有事业的全面继承,因此清也是一个兼具工商的大商贾。
经商是汉代常见的妇女职业,在秦汉人心目中男子经商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但对女性却无这方面的指责。
商业活动中比较特殊的是开设饮食店铺和旅舍,当时以此营生的女子颇多。
汉代女性是商业领域的重要力量,女商活动空间范围如何虽缺乏更多资料,但不妨在已有资料基础上进行推测。尽管秦汉社会允许并有一些女性从事商业活动,但能够留载史书的大商贾中,男性在数量上占有压倒性优势。
6.多种家内和杂类劳动
(1)捡拾采摘。
(2)酿酒烹饪。
(3)樵采。
(4)推车。
7.雇佣劳作
雇佣劳动是秦汉时期常见的谋生方式,范围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文献记载的汉代大多数雇佣劳动者都是男性,但妇女也并非与此绝缘。我们看到有两种情形。一是夫妻一同去外地打工,妻子持爨。
8.乳母
汉代人或称乳母为“阿母”。关于汉代皇帝和诸侯王乳母,文献有不少描述,不赘引。《后汉书·袁安传附玄孙闳》说袁贺任官,其子袁闳远行省谒,“连日吏不为通,会阿母出,见闳惊”。注引谢承《后汉书》云:“乳母从内出,见在门侧,面貌省瘦,为其垂泣。”可知一些上层人家中也有乳母,且可以长期与主人共同生活,如同家人。《仪礼·丧服》说为乳母服缌,是“以名服也”,可能指的就是乳母与主人生活在一起的家庭。
9.相卜巫师
在每个地方她们都被认为比男人更有实施巫术的可能,这与其说是因为她们身体特征,倒不如说是因为这些特征所激起的社会态度。在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她们都会引起迷乱和恐惧,这些态度使她们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女性的特征恰好是在青春期、月经期、怀孕期和生育期达到了她们最成熟的状态。通常也是在这些时期,她们变成了巫术行为的主体,或者变成了巫术行为的实施者……而且,女人却是也很容易变得歇斯底里,她们惊悚的叫声使她们似乎接近了超自然的力量。
10.女医
传世文献记录的汉代女医都活动在宫廷之中。天一阁藏明钞本唐《天圣令》对“女医”的来源有明确规定。
巫与医本源同一,因此在周代旧有的工商食官体制解体后,民间医生中有女性业医并非难以理解之事。传业既杂,受业自然也不会拘泥于一项。当时行医者大都是男性,同时民间也有女性为医,女医可能更多地诊治妇科疾病,但也兼医其他疾病。此外,女医身上的巫师色彩大概也更浓重一些。
与女巫相似,由于女医能往来后宫,这种特殊的背景可使其迅速改变家庭地位或经济状况。《汉书·游侠传》述义纵事迹云:义纵少年时尝攻剽为群盗,大约由于医技不错,其姊以医得幸武帝母王太后。太后问纵姊:“有子兄弟为官者乎?”纵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还是告知武帝,结果义纵先为中郎,后又为上党郡中令。
11.婢女
前面提到汉代上层社会中有女婢从事杂役,实际上侍女也有不同分工。既有从事生产劳动的婢女,也有表演歌舞满足贵族富人精神欲求的歌舞伎女。一种意见认为,汉代私家畜女乐现象出现在西汉后期,但受到政府的禁止,未被社会所认可,处于萌而不发的状态。
就社会身份而言,婢女处于社会底层,受主人笞骂是家常便饭,但其生活状况却不见得都很贫寒。她们的日常饮食较之贫寒甚至普通人家大概更好一些。为了主人的面子,一些贵族富家让婢女穿着鲜亮。
12.歌舞伎
婢女属奴婢阶层,而歌舞伎则未必如此。歌舞伎的来源似乎也有某种地域分布。
但如同汉代社会其他群体一样,这个群体成员也可以在某种条件下改变自己的职业身份,婚姻就是其中的一个途径。曹操卞后“本倡家”;《青青河畔草》所言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卞氏嫁给曹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自不待言,“荡子”显然是家境富裕的游手好闲者。倡家女嫁给荡子后虽然心情苦闷,但物质生活发生了变化也在情理之中。
汉代女子地位
说到汉代的女权运动,就像提起唐朝就想到武则天一样,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出身高贵,和刘邦的卑微身份是十分不相配的,她多谋而果断,帮助刘邦吞并天下以后,又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怂恿刘邦处死韩信,又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刘邦死后,她的儿子当了皇帝,就是汉惠帝。惠帝早死,吕后临朝称制八年,大权独揽,开了女性统治国家的先河。在她以后,汉代的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的情形也屡有发生,例如在东汉统治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女主临朝,任用她们的父兄子弟,险些把汉朝的天下变成了自家的。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他的文治武功名扬千古,为后代的皇帝们奉为明君,但是他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妻子们的影响。例如在青史留下盛名的抗击匈奴的英雄人物卫青就是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弟的身份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则是以卫子夫姐姐的儿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则以汉武帝所宠幸的李夫人兄长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这三位名将都是由女宠而获得擢升,这也可以反映出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力。
姓氏从母,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承认女系的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的长子刘荣就因为母亲是栗姬,而被人们称为“栗太子”。汉武帝的儿子刘据被立为太子,因为他的生母是皇后卫子夫,所以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汉代的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为“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时被称为“蓼太子”,据说“蓼”也是“外家姓”。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例如汉朝的开国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在汉代的上层社会里可以看到这么多同样的现象,是很令人惊异的。而且,对于汉代一般人来说,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先妣”较“先祖”占据着更尊贵的地位,在祭祀礼俗中也有着更为优先的地位。“汉高祖尊母不尊父”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后,先封吕雉为皇后,封子为皇太子,又追封其母为昭灵夫人,又大封群臣,该封的不该封的都封了,却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封过自己的父亲,群臣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这一点让后代的人感到很惊讶。这也正说明汉代“尊母不尊父”这一普遍现象的存在。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例子。例如,高祖刘邦封哥哥刘伯的妻子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的夫人为邓侯,樊哙的妻子吕耍为临光侯。汉文帝时,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的母亲臧儿为平原君,并封王皇后和前夫生的女儿为隋成君。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强因为无子,3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刘强以致终生感激。两汉史籍所记载的这样女子封侯封君的事多至30余例。
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处理也极为大胆,丝毫不像后代一样以男女之事为耻,而是敢于表现出自己的真感情。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常年寡居,她宠幸一个叫董偃的人,城中的人都因此尊敬地称呼董偃为“董君”。董偃还建议馆陶公主把自己的长门园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因此而大悦,在去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君臣相见欢饮,于是一时间,“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被后世的人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败德之举经过了皇帝的承认,反而得以合法化了。
汉家公主不避讳私养情人,天子也对这种情况安之若素,朝野上亦是司空见惯。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地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很自然而合理的事。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臃初嫁龙頟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
汉光武帝时,皇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刘秀有心观察她的心意,好再为她安排婚嫁。公主大大方方地回答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明白表示出对大司空宋弘的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也愿意谋求撮合,不惜亲自做一次媒人。据说,刘秀后来专门为了此事接见宋弘,并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劝宋弘说:“都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也早已经对这件事有所耳闻,这时就从容地回答说:“我只听说过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知道了他的意思,就返回去对公主说:“这件事不成了。”在对这件事的记载中,虽然宋弘拒绝了皇帝想安排公主下嫁的暗示,事情最终没有成功,但是湖阳公主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看作是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经5次守寡,仍然不厌再嫁,也有陈平这样的男子喜欢她、要娶她。寡妇的父亲,也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还积极地帮助女儿寻找下一任佳婿。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甘心为妻子画眉,画的眉样还颇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有了所谓“张敞画眉”的典故,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最佳写照。张敞的这一行为还曾经被有关部门举奏给皇帝,皇帝也很好奇,还曾经亲自询问。
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汉代女子的地位可谓是很高的了,而汉代的女权运动,也达到了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