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军事文化思想
山南慕北 2016-03-03
百家争鸣
1.攻战与伐谋、伐交相结合，丰富的战争实践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军事谋略思想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即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士大夫阶层兴起于民间，加上连年的战争，诸侯争霸，多元的政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军事谋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周代为了便于统治，分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诸侯。随着周昭王南征荆楚，死于汉水，周王朝就一直走下坡路，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加上周幽王时政治腐败，西方少数民族入侵，西周王朝最终覆亡。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相互兼并的战争愈演愈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严重、持久的时期之一，仅有文字记载的大小战争就达614次之多。
伴随着战争的发展，作战武器日益先进，作战类型日益增多，为谋略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公元前638年的宋楚泓水之战，当时虽然宋军兵力处于劣势，但是却占有先制之利，本可以乘楚军半渡或立足未稳而击之，结果执意要实行宋襄公的“仁义之举”而惨败。这种血的教训，为后代兵家所吸取。“胜于易胜”的谋略中就透露着要抓住机会战胜容易战胜的敌人的思想。春秋中期，各国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争霸战争的规模也日益扩大，经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一些军事家对战争规律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并运用了一些高超的谋略和战法。到战国中期，诸侯国军队的规模逐渐增大，战争规模比春秋时期扩大，歼敌规模也较大，有的多达10万人。特别是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军队规模增大，骑兵成为重要兵种，车兵减少。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战场范围也空前广阔，持续时间累月经年，各大国间伐谋、伐交与攻战紧密结合，谋略运用精彩纷呈。
2.百家争鸣，立派建说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军事谋略思想的发展。
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士大夫阶层兴起，私学发展，社会上各种思想流派空前繁荣。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微，“学在王官”的局面被打破，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子弟，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知识渗透到社会的不同阶层，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一时间，聚徒讲学成为时尚，各家立派建说，相互驳难，终致百家争鸣之势。
“士”原本属于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但处于贵族的最低等级，在严格的宗法社会里终身依附于卿大夫，“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改变了士的生活，把他们推上了社会。孔丘的父亲为武士，老聃曾任周守藏史，孔丘则担任过委吏（相当于今日的会计）。士阶层的另外一大来源是庶人中的佼佼者，“布衣卿相”在春秋战国间已不罕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争霸图强的政治环境，突出了对人才需求的重要性。“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这一时期重要代表人物有孙子、老子、田穰苴、商鞅、管仲等等，对军事谋略思想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3.“慎战”“全胜”的谋略思想植根于中华民族农耕文化、和合文化的传统
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农耕自然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铸就了中华农耕文化的温和性特征。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肯定会不时发生，为了维持稳定相处的生活环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而不像游牧文明采取决斗的解决方式。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和谐的民族，“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为贵”成为公认的准则，它纵贯于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思想文化之中，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迅速发展，呈现出经济的日益繁荣，此时，各诸侯国为了生存和争霸，逐步认识到战争不得不进行，进行战争又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于是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主张在保民利主的前提下进行争霸战争，出现了一些注重人和，宣传上下同欲的重民思想。如孙膑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与“全胜”相联系的是孙子提出的“慎战”的谋略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慎重决策和慎重谋划，其宗旨是“安国全军”。对于战争决策，孙子提出了限制战争的三个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旨在使决策者对战争保持克制和理性，以降低战争发生的频率，其着眼点则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
“全胜”、“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伐交与攻战相结合，这些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军事谋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将世代绵延、经久不衰。重温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与经验，继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乃至作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都不无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