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行政变化
山南慕北 2016-03-01
春秋战国
政治变化
在周朝创立时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
同时，在各个国家内部，有几国政权日益集中，损害了臣属于它们的世袭的土地拥有者和官员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国土组合成名为郡、县的新行政单位。这类单位通常由该国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禄的郡守和县令分别管理，郡守和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的职位一般也不是世袭的。开始时这个制度可能是为管理新殖民的或从别国新夺取的土地而设置。但是逐渐地，它可能终于用于国内封地拥有者的土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88年的秦国。但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远比县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国。郡有军事渊源，这与县相比要明显得多，它使新获得的边境土地置于国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况下，县似乎由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在一开始，郡被认为不如县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但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很快逆转。县终于形成了从属于郡的一级行政单位。到周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郡可以划分为一个到二十几个县。郡县制对秦帝国和后世历史的重要意义将在下面讨论。
行政变化
在秦和几个同时代的诸侯国中，与上面提到的政治变化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朝着更加周密的中央政府制度和机构发展的趋势。担任的职务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总之，这种官僚管理形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中华帝国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秦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将在下面屡次提到。
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这种法律日益代替了传统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认的那些称之为“礼”（此字有不同的解释，如“传统习俗”、“礼貌行为的通例”、“礼仪仪式”等）的习惯行为的准则。最早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的。
从“刑书”一词的字面看，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质的。并非所有国家都颁布过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是同样地施行于各阶层的人民。但是，它们的出现，与其他行政变化一起，在创建一个官僚帝国的逐渐加快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张朝这个方向变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称之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采纳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动无疑是它能够从诸侯国向帝国发展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