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里的生死阅读

1933年5月的一个晚上，在柏林大学对面的林登树下大街广场上，纳粹分子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烧书活动。从此以后，书籍成了他们专门进攻的目标。希特勒上台不到5个月，新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公开宣布：焚毁诸如亨利希·曼、斯蒂芬·茨威格、弗洛伊德、左拉、普鲁斯特、纪德、海伦·凯勒、H.G.威尔斯等作家的作品。纳粹不但禁止书店卖书、图书馆借书，而且禁止印行新书。过去在客厅的书架上摆上一些书既阔气又有娱乐性，现在突然变成危险的事情了。大量书籍被没收、毁坏。欧洲成百上千的犹太图书馆被烧掉，不管是私人收藏还是公共的财富。

与此同时，纳粹当局又决定保存一定数量的图书，为了留作档案或赚钱之用。 1938年，纳粹主要理论家罗森贝格建议要保留一些犹太图书 (包括宗教和世俗的作品)，并成立一个研究“犹太问题”的机构。两年以后，“犹太问题研究所”便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成立了。为了获取研究所需的资料，希特勒亲自批准罗森贝格组建一支专业德国图书馆员队伍，就是恶名昭著的EER——罗森贝格国家指导总部。被查抄并入研究所的图书来自许多单位。罗森贝格的走卒们从这么多的材料中选取一部分送到研究所，其余全部销毁。

指示发出七个月后，1943年9月，纳粹又建立了“家庭营”，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延伸部分，位于伯克劳的桦树林中。这个“家庭营”有一个“31号”分营，是专为儿童设立的，其目的是对外界证明：遣送到东方去的犹太人没有遭受屠杀。事实上，这些人只多活了6个月，仍然和别的遣送对象一样遭受同样命运。在完成了对外宣传的任务以后，所谓的“家庭营”也就永远关闭了。

当家庭营还存在的时候，“31号”分营里住了五百多个孩子，还安排了几个囚徒充当“顾问”。在这样严格的监视下，居然还有一个秘密的儿童书库，真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个书库小而又小，一共只有8本书，包括H.G.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一本俄文教科书，一本解析几何课本。有一两次，囚徒从别的集中营偷偷带来一本书，使书籍增至九本或十本。每天晚上，这些书和其他宝贝(如药品，少量食物)都要交给年龄大一点的女孩藏起来，每晚换一个地方。奇怪的是，全德国都被禁止的书籍 (例如威尔斯的作品)，有时在集中营里反而能够读到。

虽然伯克劳的儿童书库只有八本到十本书实际存在，但是还有其他书本在流通，那是用口头转述的方法。只要没有人监视，“顾问”们便把早年熟记在心中的书背诵给孩子们听，彼此交替轮换，让不同的“顾问”给不同的孩子们“读书”。这种轮换被称为“图书交流”。

在纳粹强加的无法忍受的条件下，智力活动还能继续进行，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历史学家依兹哈克·席佩尔在华沙犹太区被囚禁时还继续写作关于哈扎尔的书。有人问他没有书籍怎么坐下来做研究工作，他回答说：“写历史需要有头脑，不需要屁股。”

日常的阅读常规还照样奉行，既使人惊奇，也使人恐惧。在如此噩梦般的环境中，人们还在读雨果的英雄人物冉·阿让、托尔斯泰的美女纳塔莎，还要填写借书单，归还晚了还要交罚金，讨论某位现代作家的优点，重温海涅诗篇的韵律等等。阅读及有关的规则变成了反抗的行动。意大利的心理学家德沃托说：“因为一切都被禁止，所以一切都被视为反抗。”

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一本托马斯·曼的《魔山》在囚徒当中流传。一个男孩回忆说，每天让他捧起书来读的时间就是“这一天最愉快的高潮。我走到一个角落里安静下来，读书一个小时”。另一个波兰孩子说：“书是我最好的朋友，从来不背叛我。它在失望中给我安慰，告诉我并不孤独。”

德国外科医生克里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日记里说：“相比之下，但丁的炼狱就像一场喜剧。”大多数的文学故事在20世纪30年代的体面德国人书斋中都找得到，但是他们从中又学到什么教训了呢?

很难理解，在生活本身已经失去人道精神的时候，人们怎样继续保持日常生活中人的姿态。在饥饿、疾病、拷打和屠杀中，男人和女人们如何坚持温和礼貌的文明行为，想出各种巧妙方法生存下来，为的是一点点爱恋之物，为了千万本书中的一本书，千万读者中的一位读者，为了保留一个声音，能够在许多年后像约伯的仆人那样说出：“只有我独自逃出来告诉你。”在全部历史中，胜利者的图书室才是权力的标志，是官方说法的储存所，然而，我们经常想到的却是已烧成灰烬的图书室。被遗弃，被破坏，受害者的图书室总在不停地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

(摘自《夜晚的书斋》作者[加]阿尔贝托·曼古埃尔 杨传纬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