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日本争论战争责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民在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得知，“本不愿侵略他国的天皇，为使亿兆赤子不致再遭涂炭，决定接受盟国的联合公告(即《波茨坦公告》)”。投降一刻，惊愕无比的日本人感受到的是天皇的“御仁慈”，却并未听到对战争责任的解释。此时的日本国民尚且不知，为了维护天皇的“清白”，不久之后，他们将被要求为这场战争承担责任。

日本投降两天后，东久迩宫稔彦王被任命为总理大臣。

8月28日，东久迩在会见内阁记者团时声称，战争失败固然是政府的政策不好，但道义颓废的日本国民也难辞其咎。因此，在战争结束之际，日本的官员、军人和百姓须全体进行反省。“我相信，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我国再建的第一步，也是国内团结的第一步”。借此，东久迩首次抛出了 “一亿总忏悔”的论调。

东久迩的理论并非毫无根据。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国民的“爱国热情”在军国主义宣传机器的煽动下不断升温。为了表达“爱国心”，当时的日本人几乎都在为侵略活动贡献力量。据《东京日日新闻》记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一周，报社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封血书和鼓励信。

随着侵略战争的深入，1938年4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必须首先供给军方。 1939年，后来被定为甲级战犯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又发起了“兴亚奉公日”活动，要求国民每月一天禁烟禁酒，将节约的物资装入慰问袋寄往前线。对此，坚信“大东亚战争”必胜的日本国民不但毫无怨言，而且还唯恐落后。在当时，妙龄少女因落选慰安妇而自杀的事并不少见。即使在陷于绝境的1945年，日本国民还是积极响应政府“一亿玉碎”的号召，准备在本土与盟军决一死战。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东久迩内阁提出了“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事实上，东久迩的真正用意也并非追究民众的战争责任，而是将侵略主谋的罪责转嫁，以此为裕仁天皇等进行开脱。

“一亿总忏悔”提出后，在日本引来了多方批判，而日本国民，虽然大多仍忠于天皇，却不愿为政府和军部承担罪责，故对此论也颇有反感。争论之间，人们将目光投向了美国。

这时的美国也很为难。就在东久迩抛出“一亿总忏悔”论调的当天，美军进驻日本。在这之后，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曾亲眼看到，那些在战场上令美军畏惧的日本士兵，只因天皇一纸御令便顺从地缴械投降。麦克阿瑟据此认为，天皇的力量堪比20个机械化师团，保留天皇并对其加以利用遂成麦克阿瑟的既定方针。然而为防止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美国必须对战争的决策者加以清算。

不久，美国抛出了“太平洋战争史观”，以此驳斥“一亿总忏悔”论要求国民与战争领导者共担责任的论调。从1945年底开始，美国通过NHK电台连续播放长篇报道 《真相是这样的》，与此同时，还在各大媒体连载《太平洋战争史》。借助这些宣传，美国向日本国民灌输了“太平洋战争史观”的核心观点，即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过程中，美国做出的贡献最大；以军部为中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应为战争承担主要责任，天皇则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战争过程中，军国主义者欺骗了民众，因此，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

与“一亿总忏悔”相比，“太平洋战争史观”显然高明得多，天皇成了“和平主义者”，日本民众成了“战争受害者”，而只有以军部为首的军国主义者才是该为战争负责的人。而这也正是其在日本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

“一亿总忏悔”言论出笼后，日本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个口号具有合理因素，并由此开始对民众的战争责任进行反思。 1946年5月，左翼学者丸山真男就曾发表题为《超国家主义的理论和心理》的文章，指出日本国民确实对战争负有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加害者。

“太平洋战争史观”提出后，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被洗清，其加害者的过错也彻底被受害者的自怜所掩盖。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洋战争史观”在驳斥“一亿总忏悔”论的同时，实际上将后者仅有的合理性也一并否定了。1964年，日本厚生省对1931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日本军民死亡人数做了一次细致的统计，所得数据结论为：日本在15年中付出了300万人的生命代价，其中包括在原子弹轰炸中死去的22万广岛市民和12万长崎市民。后来，每逢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纪念日时，这些数字都会被日本政府和民众反复提及，而日军曾给中国等亚洲国家造成2000万人牺牲、给美国造成9万士兵阵亡的事实却绝少谈到。

在“一亿总忏悔”与“太平洋战争史观”两相影响下，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意识至今仍存，而且几乎成了日本社会理解那场战争的心理基础。如今，日本政府在认罪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似乎与此不无关联。

(摘自《环球时报》作者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