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队军官亲历斯大林最后的日子

今年3月3日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55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杰维亚托夫与人合著的新书——《斯大林的“布利日尼亚”别墅》适时出炉。该书通过很多首次解密的档案及斯大林卫队军官的证词，披露了斯大林临终前的内幕。

1.去世5天前还在喝酒

1953年2月17日之后，斯大林几乎没有离开过莫斯科郊外的“布利日尼亚”别墅。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决定都不是在会议上做出的。

1953年2月27日，斯大林洗了个蒸汽浴，晚上还去看了芭蕾舞演出。2月28日晚上，他先和布尔加宁、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四位政治局成员一起看电影，之后邀请他们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去。

“布利日尼亚”别墅的警备队长助理洛兹加乔夫中校回忆：“客人们到来之后，我们准备了一些饭菜和饮品，包括马贾里葡萄汁，这实际上是一种葡萄酒，因为度数较低而被主人称为果汁。主人当时吩咐我说：‘给我们每人来两瓶果汁……’没过多久，他又吩咐说：‘再来一些……’我们照办了，一切都很正常”。据警卫人员证实：“客人们在2月28日晚11时到别墅，3月1日凌晨3～4时才离开。”

2.没动静，手下不敢去看究竟

剩余的黑夜在平静中度过。3月1日是星期天，斯大林通常不需要手下人。

洛兹加乔夫中校回忆说：“上午10点钟，我们和平时一样都在食堂里，开始筹划一天的安排。当时，斯大林的房间里还没动静，我们想他还在睡觉。11点的钟声敲响时，还是不见动静，12点时也是如此。这就奇怪了：他通常在11点到12点左右起床，有时甚至10点就不再睡了。

“我们不安地等待着，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仍然没动静。这该怎么办?进去看看?可他曾非常非常严厉地下过命令：如果没有动静就不准进他房间，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我们只能坐在距离他房间只有25米的值班室里。下午6点了，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警卫从外面喊：‘我看见小餐厅的灯亮了’。大家活动起来，匆忙地准备着。”

斯大林还是谁也没叫，也没有索要克里姆林宫每天发来的邮件，这都很不正常。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转眼已经是晚上9点了，房间里仍然没有动静，到了晚上10点还是没动静……”

洛兹加乔夫回忆：“我于是对卫队副队长斯塔罗斯京说：‘你去，你是卫队首长，不应该害怕。’他却回答：‘我怕。’我说：‘你怕，难道我是英雄，应该去见他?’就在这时，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个邮包，而转交邮包的工作通常由我来做。于是我说：‘那我去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可不要忘了替我说话。’”

3.躺在地上，抬起手臂求助

洛兹加乔夫说：“通常，我们去见他时不会悄无声息，有时甚至刻意把关门的动静弄得很大、脚步声弄得很响，好让他知道我们要过去了。如果你悄悄接近他，他会做出过度反应。我出了值班室的门，脚步山响地在走廊走着。我们平常送文件的那个房间，刚好就在小餐厅边上。

“小餐厅的门敞开着，我向里望去，看见主人躺在沙发旁的地板上，右手抬起。我惊呆了，手脚不听使唤。而他虽然没有失去知觉，却已不能说话。他的听觉非常好，显然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勉强抬起手臂叫我帮忙。

“我跑过去问：‘斯大林同志，您怎么了?’他试图用左手整理一下什么，而我又问：‘是不是要叫医生?’他的回答只是含混不清的‘……’声。地板上有一份《真理报》，还有一块摔坏的怀表。我拿起表，看到时针指着6点半。旁边桌上放着一瓶‘纳尔赞’矿泉水，看来他是来拿水的。我问了他大约两三分钟，突然听他打起呼噜来……听着这轻轻的呼噜声，感觉他只是睡着了。”

洛兹加乔夫通过内部电话叫来斯塔罗斯京，卫队军官图科夫和服务员布图索娃随后也到了。大家一起动手，把斯大林抬到长沙发上，本来试着让他躺得舒服些，但是没有成功。

洛兹加乔夫让斯塔罗斯京“去给所有人打电话”，自己则留在斯大林身边，他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只是打着呼噜。斯塔罗斯京把电话打给了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后者吓坏了，让斯塔罗斯京把电话打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斯塔罗斯京打电话的时候，洛兹加乔夫和其他人决定把斯大林搬到大餐厅的大沙发上，因为那里通风好。

4.贝利亚不敢“叫醒”斯大林

虽然从克里姆林宫开车到“布利日尼亚”别墅一般只要半个小时，但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却是两个小时后才到。卫队军官们回忆，马林科夫进门后脱了鞋，而贝利亚则一反常态，没脱外套，更别说脱鞋了。

贝利亚进了大厅，和马林科夫一起来到沙发前，斯大林闭着眼睛躺在上面。贝利亚对马林科夫说：“格奥尔基，你叫醒他，问他出了什么事。”后者回答：“不，你自己来吧，我不叫。”

于是，贝利亚粗暴地对警卫喊：“斯大林同志正在睡觉，你们难道没看见吗?没什么要紧的，你们别因为一点小事就惊慌失措。如果有什么事，你们就打电话，我们会带医生来。”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的事了。有鉴于贝利亚当时的表现，不少人怀疑是贝利亚谋杀了斯大林。这点现在很难证实，但是贝利亚等其他领导人肯定是巴不得斯大林早点去见马克思的。

最后只留下了卫队人员。毫无疑问，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清楚斯大林的情况，但他们显然认为最好把责任转嫁到卫队身上。当时，“布利日尼亚”别墅里甚至没有值班医生，整整一个晚上，斯大林的身边只有值班军官，其中包括洛兹加乔夫，他后来证实，主人几次苏醒过来，并且试图起身。

3月2日早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才出现在别墅里，和他们同时到来的当然还有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斯大林实际上不让医生靠近自己，同时也拒绝服用从克里姆林宫药房开的药。因此，当卫队军官到莫斯科郊区药房买药时，药房的人根本想不到药是买给谁的。卫队的人不能自作主张从克里姆林宫医疗保健局给斯大林叫医生，这要由他亲自下令。在此之前，给斯大林看过病的绝大部分医生和专家不是被解职，就是遭逮捕。

3月2日，医生们进行会诊和病理分析后得出结论：斯大林后脑区域发生大面积血管栓塞，引发的并发症令病情更为复杂。医生们开始进行毫无意义的治疗。起初，他们想把斯大林放到床上，后来又决定让他留在大沙发上，认为任何打扰都可能影响他的健康。

接下来的两天里，斯大林曾有几次恢复知觉，然而病情在3月5日急剧恶化，当晚9点5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摘自《青年参考》作者汤恩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