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大清洗之路
“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普京
1930年,苏联大清洗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宣传车上摆放的模型:外国资本家驱赶一群狗,“叛徒”托洛茨基跟在后面
大清洗是1936年至1939年间在苏联爆发的一场主要针对原苏共高级领导人的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基洛夫的掌声超过了2分钟
1934年1月召开的苏共17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22次提到斯大林,他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譬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掌舵人”,他甚至提出“把斯大林同志总结报告中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基洛夫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是,斯大林认为,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汇集。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17大前后的斯大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1932年开始的骇人听闻的大饥荒持续了一年多,被斯大林打倒的反对派正蠢蠢欲动,四处串联对斯大林不满的力量。
斯大林知道,这些年,以老布尔什维克名义写给《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信雪片一样多,他们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
从1929年实施工业化和集体化开始,苏联社会就急剧震荡。1930年起,城市因粮食大量出口和大量减产,恢复了定量配给制。迅猛的工业投资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只好大量印刷钞票,农村倒退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全苏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虽然大饥荒并没有造成老百姓造反,但党的干部们却无法接受了。
1933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其他同志攻击批评的对象。
17大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幸好是等额选举。卡刚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票反对。
基洛夫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用以打击季诺维也夫的,但这个一贯信任的人已经不那么可靠了。如果等到下一次党代会,结果也许是斯大林下台。
第二次内战和第二次大饥荒
斯大林曾对邱吉尔说,在实施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战争,压力甚至比纳粹德国入侵的压力还大。
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我们的政策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集体化要收回土地和牲畜。这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意味着农民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集体化遭到农民疯狂反抗,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2/3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的都被破坏。1929年全苏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仅10多万,第二个月人数就翻了一倍,3月则是80万……最严重的反抗来自游牧民族哈萨克人,近1/3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大饥荒来临,主要受灾地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因为它恰好都发生在对集体化反抗最严重的地区,很多人认为,这是斯大林蓄意制造的报复。
这次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超过10年前的大饥荒———苏联经历了3次大饥荒,1921-1923年的第一次大饥荒、1932-1933年的第二次大饥荒、1946-1947年的第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大饥荒是真正最严酷的大饥荒,苏联官方宣称因持续的干旱,造成了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记录。第二次大饥荒刷新了10年前的死亡人数纪录。“大饥荒都是富农的反革命宣传!”斯大林说。斯大林在工业学校读书的妻子阿利卢耶娃告诉斯大林,所有学员都在诉说可怕的大饥荒,几乎每个人的家庭都有人死亡,只有学院党委书记不敢议论大饥荒,斯大林记下了这个人的名字:赫鲁晓夫。于是,这个幸运的胆小鬼就以电梯般的速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今天披露的资料看,从最东端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端的乌克兰,苏联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件。
从党内矛盾到全国大清洗
其实,斯大林一开始是反对残酷掠夺农民的集体化政策的。如何对待“集体化”,是列宁留给同志们的一个未解难题。它也成为一个引发列宁接班人之争的关键性问额。
“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出现严重的社会困难。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列宁在大饥荒爆发的1921年,及时地终止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和个体经营的“新经济”政策。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最有可能的4位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是否继续新经济政策发生强烈分歧。1929年,斯大林成为党内绝对领袖,政治局全部换上了新同志。
接下来,苏联人迎来“我们的集体农庄”,接着又迎来“我们的大饥荒”。面临空前信任危机的斯大林会怎样?
人们想起了“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
这个遗嘱第一次被反对派引用时,斯大林谈笑风生:“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也许对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种温和态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
因为斯大林早期的评价是与谦和、低调、冷静、做事有条理联系在一起的。相对其他几位演说家和理论家型领导人,稳健、务实、果断的斯大林更适合扮演总书记角色。因为斯大林是正确的,反对派们一个比一个更左更激进。
斯大林甚至反对过清洗:“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
斯大林甚至对反对派也是宽容的。1926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托洛茨基两股力量组成了“联合反对派”,他们组织过多次罢工,他们掌控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反对派只差另起一个党的名字。
但是,随着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巨大震荡,反对斯大林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少数高层反对派,而是来自全国各地。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只有另外一种武器。
1917年,列宁下令组建KGB(克格勃)的前身“契卡”,承担肃清党的敌人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重任,1923年,党通过了党员有义务向“契卡”检举党内小宗派势力的决议。
英明如列宁,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斯大林会把战时确立的暴力维护党的团结消灭异己的制度和纪律,用于和平时期的党内矛盾。在全国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已经不断使用KGB这个武器打击一切反对力量。
1934年,斯大林等待的只是一根点燃全国大清洗的导火索。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
70年后,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据《凤凰周刊》黄章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