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好人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图)

◎行者

又是一个四月。但是今年四月至少在一点上和往年有所不同。十几年前的四月，在卢旺达发生了人类现代史上最为恐怖的一次种族屠杀。

卢旺达是非洲中部的一个大约有7百万人口的小国。其中85%的人口是Hutu族，但是长久以来卢旺达的政治经济要职却是掌握在占人口少数的Tutsis族手中。多数的Hutu族和掌权的少数Tutsis族之间的种族摩擦是长期困扰卢旺达的问题。在1959年的卢旺达内战中，2万Tutsis族被杀，20万Tutsis族人逃到了Burundi，Tanzania和Uganda。

1994年的种族屠杀的导火索是当时Hutu族的总统Juvenal Habyarimana被暗杀。1994年四月六日，当他的飞机在Kigali机场降落时被击落。Hutu族普遍认为此次暗杀是Tutsis族所为。于是在暗杀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对Tutsis族的屠杀就从卢旺达首都蔓延到整个国家了。最开始屠杀是在Hutu族军官，政府官员和商人的组织下进行的。他们利用广播在全国煽动对Tutsis族的仇恨，用食物和金钱来鼓励Hutu族对Tutsis族进行大屠杀。屠杀很快就变成了Hutu族的一种不分男女老少的全民运动。

在一个叫Nyarubuye的村子的教堂中，7000 Tutsis族躲在里面。他们中有老人，有妇女，也有孩子。他们因为恐惧和连续数日的饥饿而变得非常虚弱。虽然他们中的一些青壮年男子试图进行抵抗，但是他们的大多数还是不相信，那些包围在教堂外面的，在几天前还是他们的邻居和朋友的Hutu族人会真的冲进来把他们全部杀光。但是在一轮步枪射击和手榴弹的攻击之后，Hutu族手里拿著棍子，镰刀，和狼牙棒蜂拥而入。过度的恐惧使大多数Tutsis族人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没有机会喊一句求饶的时候，就已经在棍棒和镰刀下变得血肉模糊了。许多人在被打死之前，先被砍去四肢。在血泊中没有四肢的躯干在尖叫翻滚中被乱棒打死。一个受伤的10岁左右的还穿著校服的Tutsis族男孩子试图从教堂逃出去，被一个叫Evariste的Hutu族人抓住，Evariste就地挖了一个坑，把孩子推进去，活埋了。十年后的今天，Evariste坐在他的女儿和快十岁的孙子旁边，向记者讲述他这十年来记忆中的恶梦：在他填土时，那孩子的手脚在空中无助的挥舞著。。。

从1994四月到六月的大约100天中，80万卢旺达人被屠杀，加上在屠杀中逃往其它国家的人，在这短短100天中卢旺达损失了它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卢旺达人口70%的是妇女，她们中一半是寡妇。

事实上，妇女是这次种族屠杀更大的牺牲者。在这100天中，大约有25万到50万妇女被强奸。后来发现，其中数以万记的被强奸的妇女被感染爱滋病。有一个叫Marie的妇女，被几个Hutu族人抓住后被当作性奴被上百次强奸，因此而感染上爱滋病，并怀孕了。现在她已经是处于爱滋病的晚期。她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她的孩子不知道在她死后会怎么样。她非常希望她当时死于那次屠杀。目前大约有11%的卢旺达人(包括Hutu和Tutsis族)感染了HIV。已经有15万人死于爱滋病，其中大约2万是儿童。

十年后，当我们再次面对这100天的历史时，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凶残再一次把我震惊的浑身冰凉。但是，我内心深层的痛楚却是来自于我越来越多的了解到在那100天中整个世界扮演的角色。

发生在卢旺达的屠杀不是在一种无政府状态或者是无理智的部冲突的状态下进行的。它完全是在有组织的系统策划下进行的。例如，在对Nyarubuye村教堂中7000 Tutsis族的屠杀中，就是在当地市长和警察的直接指挥和参与下进行的。所以，如果文明世界能够站在一起，坚定的说不，然后派出一个象征性数量上的部队，它完全是有可能在外界的压力下停止屠杀。而且屠杀进行了100天，而不是一天或者是一周，而是100天。历史用平均每天8000个无辜生命的代价，给了人类100天的机会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文明世界却放弃了这100天，放弃了人类使自己的历史放射出人性光辉的机会。

更加残酷的是，联合国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是留下了罪恶的一笔，在屠杀发生前，联合国就已经有维和驻军在卢旺达驻扎。而且，在屠杀发生前的三个月，就有一个叫Jean-Pierre的卢旺达人秘密告诉联合国驻军屠杀的计划。在维和部队提出没有足够武器弹药时，Jean-Pierre许诺把维和部队带到一些秘密的武器仓库，唯一的条件是联合国给他的家人庇护。联合国的回应是：“不”。从此没有人再知道Jean-Pierre的命运，三个月后屠杀开始了。

西方各个国家纷纷派特种部队把自己的国民从卢旺达救出。在这个时候，联合国在地球的另一面开会投票决定：即使有各国特种部队的帮助，在卢旺达的维和驻军也不足以制止屠杀的进行。所以，除少数人员，联合国维和驻军全部撤出。维和部队住地周围的Tutsis族人在突然失去保护的情况下被蜂拥而至的Hutu族人屠杀。仅仅在比利时部队撤出的Beverly山地就有2000人被残酷杀死，他们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坚持留下来的加拿大将军Dallaire仅仅带著几百个士兵，一次次奋力从杀红眼了的Hutu族的包围中救出等待被杀的人。他苦苦哀求联合国：“五千五百个士兵，给我五千五百个士兵，我想我可以救许多人的命。我可以死守住每一个大教堂和足球场，可以把这些地方建成作为临时避难所。只要五千五百个士兵，我就可以保护他们。”

联合国安理会虽然最终投票同意派驻维和部队。但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和英国不愿意承诺过多的责任，法国另有打算，而俄国和中国从一开始就只是在隔岸观火。好不容易，维和部队组建起来了。派驻过程却又被一系列激烈的争论拖延住了：议题包括，维和部队的车辆应该涂什么颜色，谁应该负责负这笔涂颜色的费用，等等。当然，当这批维和部队真正开入卢旺达的时候已经是一百天以后了。卢旺达的屠杀行动基本上已经在全国结束了。

二战结束以后，揭示出的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的真相把整个世界震惊的哑口无言。面对种族屠杀中人性的残酷，1948年文明世界聚集在一起庄严发誓：“绝不让它再次发生”(Never Again)。这就是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的成立。

五十年后，当文明世界再次面对同样的残酷时，人性光辉的一面再一次被眼前的利益和日复一日世界政治的纷繁所尘封。在拼命推卸责任的过程中，历史记住了一些人的名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Christine Shelley受命拒绝用“种族屠杀”这个词来形容发生在卢旺达的事情，仅仅是为了逃避“种族灭绝公约”成员国可能的责任。

英国著名哲学家Edmund Burke有一句名言：“邪恶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什么也不做”(“Al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that good men do nothing”)。

1998年有两部获奖记录片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制作出来，英国出品的记录片取名为“当好人什么也不做的时候”(”When good men do nothing”)，美国出品的记录片取名为“邪恶的胜利”(“Triumph of evil”)。两个记录片从同一个视角剖析了世界在那100天中面对卢旺达大屠杀所做出的反映。在“当好人什么也不做的时候”一片中，一个当年积极支持联合国从卢旺达撤出维和部队的叫Anthony Barnett的官员面对镜头讲，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种族屠杀冷眼旁观者的角色，他深深以此为耻。但是，他有勇气讲出来的这个耻辱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耻辱。

历史还在继续，人类还在每一天的抉择中谱写著自己的历史......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