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圣雄的遗产—在甘地遇刺60周年之际
印度在很多关口上，几乎完全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洪流
幸运的是，甘地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
甘地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1930年4月6日甘地在海边俯身抓起一把海盐，被很多人称作他一生中最经典的镜头。那是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们发起，数以千计的人游行达400公里，被称作“食盐长征”。英国当局最初只是看热闹，但当势头越来越大以后，便急于挥舞警棍去镇压。但打倒一批，接下来就有人顶上去。当世人看到甘地跟随者的克制和严格的纪律，任何宣称印度人素质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论就不攻自破，那可以说是号称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国最斯文扫地的时刻。
有人认为甘地号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礼貌的方式表达威胁。这种理解并不能算错。但甘地自己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威胁谁，而是表达“我很在意这件事，以至于我甘愿承担法律的惩罚。因为只要当你见识到我的深度关切和我‘文明’的姿态，你就会不得不调整你顽固、不正确的态度，并且让我来帮助你理解我的事业的正义性。”。
甘地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在很多时候显得迂腐，且不乏怪诞。比如他曾专门写信给希特勒，希望他“意识到人类的痛苦”。信件被英国当局拦截了，不然恐怕还会闹出笑话。
这恐怕只能解释为君子心度小人腹的一腔热诚，而幸运的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人。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依然可以与外界通讯无阻，这在很多国家可以被当做是奇迹。
甘地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能普遍复制，对于对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条件的，当缅甸的僧侣倒钵请愿时，他们所展现出的谦卑和克制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体现，而他们所反抗的邪恶，却没有可以对话的文明基础可言。
不合作的实现还需要社会对消极自由的基本确认，当一个人可以非经审判而被剥夺自由甚至被处极刑，对此非但不能抗议，反而要人人过关表态支持，这种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难的。
伟大的妥协家
根植于甘地内心的一贯信念是，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对手的转变。甘地把这称作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不是权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
甘地最不可思议甚至独一无二的品质，其实是真诚的妥协精神。甘地的妥协是对对手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对手屈服，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针对哪怕对手的一点点让步给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
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是甘地后期最主要的政敌。在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最后关头，他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当时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绝对优势，如果诉诸民族情绪，大印度主义完全占上风，而这时甘地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惊。他提出：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
只是到最后，当甘地看到全国各地在宗教极端分子煽动下的相互仇杀的暴力，他不得不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划界分裂的过程中，双向迁徙带来的痛苦又进一步刺激了宗教种族冲突。
为了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将绝食“至死”，这是他一生16次绝食的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来恳求他的同胞，告诉他们对和睦和宽容他有多么在乎。当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传遍印度，奇迹降临了，六天后，印、穆、锡克三个教派的代表都承诺放弃暴力，甘地才结束了绝食。
今天很多人从甘地的言行思想轨迹中，会发现他理想中的社会，其实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是，正是这样一个奇里斯玛型的领袖，很多次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波涛，以他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极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60年前的1月30日，甘地像往常一样参加晚祷会，祈祷各种族宗教的和睦尊重，这时一个装作来行礼的人，掏出枪顶住甘地的心口连开三枪，甘地倒下去的时候发出像是感慨的最后叹息：“神啊!”
在人类追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上，会记下甘地的成就，甘地的无奈。
(南方周末 郭宇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