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册书付之一炬：1933年“柏林焚书”事件

德国纳粹焚书事件发生在1933年。这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大资产阶级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支持下上台执政。随后一手制造了国会大厦纵火案，公然取缔共产党和各种进步党派团体，全面查禁一切进步报刊，残酷镇压一切反对他们倒行逆施的革命群众。希特勒政权是一种全面的法西斯专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大资产阶级垄断，政治上实施专制独裁统治，不仅通过纳粹党控制全部社会生活，通过党卫军大搞特务活动，而且对全民进行意识形态控制。他们的御用组织和宣传工具，极力宣传“国家至上”、“领袖英明”、“绝对服从和效忠”的观念，极力宣传日耳曼民族最优秀、雅利安人种最优越的思想，把一切和他们相抵触的思想视为离经叛道，把一切主张民主自由的人类文化统统视为异端。焚书事件正是这种狂热宣传的产物。

美国记者伯查尔的报道忠实地记下了60多年前发生在柏林和整个德国的这出闹剧和丑剧。他从全国着眼，从柏林落笔，通过对柏林街头情景的叙写，反映了整个德国的焚书运动：

今晚，在绝大多数德国大学城里，那些激情昂扬的学生激进分子们正举行焚书仪式，烧毁那些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小册子，函件和记录。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火把游行，军乐和大喊大叫的爱国演讲——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英格兰福克斯节(每年11月5日)。

在德国，有大约30所大学，起码每州一个。每所大学都应点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焚书仪式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举行。

各地举行的焚书仪式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柏林的活动自然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多多少少地反映了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大约有4万人聚集在歌剧院和柏林大学之间的广场上，站在蒙蒙细雨中观看所发生的事件。也许还有4万多人站在5英里长的大街两旁，注视着那些手持火把的学生护送满载将要烧毁的书刊、小册子的汽车通过。这些装书的卡车是借来的，小汽车是私人的。但这一切对一般的旁观者来说显得异常的幼稚可笑。

5千名男女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学生团体，每个团体全戴着颜色不同的帽子，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和蓝色的。此外，游行队伍里还有一队选出来的纳粹敢死队军官。他们戴着长毛绒宽顶无沿圆帽，腿着马裤，上身穿着紧身短衣，脚蹬带着铁钉的高筒皮靴。学生和军官们扛着旗帜，唱着纳粹歌和校园歌来到了广场，此时已是子夜时间。

广场上，在一段用厚厚的沙子围起来的花岗岩人行道上，人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12英尺，高5英尺的柴垛。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到来之前，一支纳粹乐队一直起劲地吹着。游行的先头队伍终于来到了。它经过柴垛，在预先定好的一大块地方聚集起来。

当游行者路过柴堆时，他们将手中点燃的火把一个一个地扔向那里，直到整个柴垛全部起火。接着开始焚烧书籍。装书籍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每组学生都要抱下一堆书扔到火里。一股气流卷起了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开始时，每当一些书被扔进火里，人们还都欢呼一番。不一会，人们就厌倦了。

接着，身穿纳粹军服的学生领袖古特亚发表讲话。他说，他和他的同学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们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高兴，并相信从今以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

这是一通孩子般的讲话，受到了学生们孩子气的热情欢迎。围观的人群似乎有点失望。为了煽起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一个学生鼓动者开始点书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佛罗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欢呼着。“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接着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已故的卢森堡《日报》戏剧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克尔被谴责为“不诚实的文学投机者”；《日报的原编辑西奥多·澳尔夫和《沃思日报》原编辑乔治·伯恩哈特——罪名是反对德国。对后面这几个人，人们只能烧掉他们各自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

一切就这样进行着，直到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在人们的纳粹礼和身穿军装的保镖们的簇拥下出现为止。这是今晚吸引人的一幕。戈培尔走上装饰着+字的小讲台，开始讲话。

他宣称：“犹太人的唯理智论已经死亡。民族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眼前这些熊熊大火不仅仅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它们也照亮了新的时代。年轻人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权力来清除旧时代的产物。如果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那么让他们明白，我们年轻人已经这样做了(按：戈培尔博士不到40岁)。旧的东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将在我们心中的火焰里诞生。”

戈培尔还讲了很多，但内容都大同小异。接着人们唱起了“全民武装起来”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更多的文学书籍被扔到火里，更多的学生跟着唱起歌来。但是，当继续烧剩下的那些东西成了一种负担时，人们的激情便又低落下来。烧书仪式上所毁的书量并不很大，因为今天有一家造纸厂以一笔很小的钱买走了它所能搞到的所有书刊和其他东西。但这笔买卖的前提是学生代表们要监督销毁情况。所得的收入将用来偿付买火把的钱和雇乐队的费用。

今晚在焚书仪式上烧掉的数量，加上由造纸厂以1马克100公斤的价钱买的书(现在大约是27.5美分买220磅)，总的破坏程度并不像开始时所威胁的那样严重。人们有理由认为，外界对学生们那种狂热劲头的反应，多少对那些年岁较大、比较聪明的校长们有所影响。就连德国宣传部门本身也听到了这些反映，并且觉得这样做有损德国形象，会遭外人的非议。

由于这样，并不是所有遭到指责的书都被销毁。连续好几天，整卡车整卡车抢来的或人们自愿交来销毁的书被送到位于奥拉宁堡大街的学生住处，但这些书都经过了一番筛选。学生们夜以继日地检查一摞又一摞的书，以确保有价值的书或其他不在删除范围之内的东西能留下来，然后将它们归回图书馆。

尽管这样，许多书还是未能逃脱厄运。在其他国家看来，这些书尽管没有什么好处，或即使有点问题的话，也还是讲得过去的。在这些身强力壮、18至22岁的学生激进分子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无比巨大的激情，但绝无理智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激情犹如脱缰的野马。

从马格纳斯·赫希菲尔德所谓的性科学研究所搜来的画和小册子，以及其他认真研究这门学科的科学家们给这里的信件，都在今晚付诸一炬，对此人们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事情远非到此为止。看看一个学生制定的销毁标准吧，并请注意包括范围之广：任何破坏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和爱情的书；任何败坏我们青年道德、我们未来或动摇德意志思想根基的书；任何有损祖国和我们人民心中动力的书；任何使精神屈尊于物质或为流言服务的书。

这位学生激进分子对他的标准所染指的东西几乎无一不懂，无一不晓，“连隐藏在和平主义面纱下的慢性毒药”他也能看出来，更别说犹太思想家们写的所有文献了。虽然犹太作家海因的著作令人奇怪地逃脱了厄运，但所有其他犹太人的作品却无一例外地进入了这位学生天罗地网般的诅咒之列。“犹太人智力发达，但血统低下，没有自己的家园和温暖的壁火。他们不理解德意志思想，不尊重它的精神。因此，他们必然会败坏它。”

火堆不可避免地越变越大，世界著名和世人称赞也无济于事。诺贝尔获奖作品和其他一切作品都被判了火刑。其中有一本早期和平主义小说就是一例。冯·萨特于1905年以其《放下你的武器》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现在竟成了“非德意志”的书，也被付诸大火。是什么使辛克莱·刘易斯的作品幸免于难，也许永远无法知晓，但其他300万册书成了牺牲品，打头的便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静悄悄》。受害者甚至包括幻想泛欧洲论的日裔奥地利籍作家康特·科登豪韦卡勒基，他的作品被禁，是因为他的泛欧洲论并非普鲁士的泛欧洲论，而且被怀疑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

在柏林，仅第一批禁销书的作者名单就有4页打印纸那么长，包括160位作家，其中的许多人过去从未听说过。此时，似乎任何一个在旧书店里逛过一二次，或自以为某种书是不健康的学生，都可优先提出一本该销毁的书。在美国作家中，海伦凯勒所著的《我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一书被烧。和她一道倒霉的还有厄普顿·辛克莱，大法官本·林赛，杰克·伦敦，莫里斯·希尔奎特等等。

本·林赛的书被毁是因为他攻击德国的婚姻制度。罗伯特·卡尔的《热血青年日》被毁使得这本原无希望在柏林出名的书而一举成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作者很自然成了主要进攻目标。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作家中有卡尔·马克思，费里德里希·恩格斯，拉萨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和希尔夫；俄国作家有列宁，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卢那查尔斯基和布哈林；评论德法关系的法国哲学家亨利·利克顿伯格。所有这些人的作品都被当作“非德意志”的东西而烧成灰烬。

在纯文学领域里，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也成了牺牲品。随后还有包括为《纽约时报》撰写德国事务的埃米尔·路德维希等一大批人，如莱昂·福伊希特万格，阿瑟·施尼茨勒，雅各布·沃塞曼，阿诺德，斯蒂芬·茨威格和被民族主义分子暗杀的德国外交部长沃尔特·拉恩诺。还有休戈·普罗伊斯，他曾为共和国起草过《魏玛宪章》，并倾尽余生阐述它。还有很多很多┅┅。

当我还在写这篇文章时，熊熊大火仍然在燃烧，伴随着缕缕烟云消失的又岂止学生们的偏见和狂热呢?!丰富而又古老的德国自由主义，如果说过去还留下一些的话，也在今晚的大火中消失殆尽。

(春秋中文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