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在中苏两党之间留下创伤

阎明复 朱瑞真

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采取了既不称赞也不批评的态度。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断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影响，赫鲁晓夫开始担忧起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

由“沉默”到公开评论

1958年12月4日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赫鲁晓夫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判。赫鲁晓夫说：“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

赫鲁晓夫也搞“冒进”

1958年苏联是个丰收年，粮食产量达到86亿普特，创历史纪录。赫鲁晓夫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农民的个人副业已失去意义，通过行政命令大大压缩农民的宅旁园地和自养牲畜的头数，甚至下令完全取消国营农场职工的个人副业，导致农民个人生产的农副产品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1958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力争在最近几年，最迟不超过1961年，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人均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要求各地调高肉类生产计划。这样，高指标、浮夸风蔓延到苏联全国。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又提出一个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口号，宣布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阶段——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提出高指标的“七年计划(1959—1965)”。同时，他还把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两年，要求在完成“七年计划”以后，再用五年时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在绝对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跃居世界第一位。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10年内苏联将在人均方面超过美国，“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回望历史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和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局面。赫鲁晓夫一面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一面在苏联也搞“冒进”；一面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也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并没有实质矛盾。矛盾的关键在于，究竟谁的社会主义建设能走在前面，谁能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谁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真正掌握领导权。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讲话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但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同赫鲁晓夫展开争论未必有利，因此毛泽东既没有专门写文章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苏两党之间也没有进行公开争论，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成为后来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以致最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