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杀戮——法兰西恐怖历史片断
浪漫主义文化是法兰西十九世纪初、中期风靡一时的文化思潮，是法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它使法国成为一个以浪漫主义著称的国度，甚至成为法兰西的传统与象征。当人们漫步于浪漫的法兰西文化广场上品味着《巴黎圣母院》(小说，雨果)、《自由引导人民》(绘画，德加克洛瓦)、《幻想交响曲》(音乐，柏辽兹)的时候，是否知道在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文艺巨制背后却有一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腥——这就是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
我们不必因恐怖而否定恐怖的革命性质，或许，这正是革命必然为之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只是想通过这段历史的演变了解一下法兰西命运是如何被操作的。
在《合法杀人家族》一书中，记载了法国巴黎职业刽子手夏尔·桑松家族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七代人二百多年的行刑历史，其中以第五代夏尔-亨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最为引人注目。这位刽子手的正式称号是“巴黎地区有罪判决执行人”，说起来还该算作国家机器、专政的工具，“是维持国家秩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合法杀人家族》第40 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由于杀人是一个并不怎么体面的职业，因此，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并不过分地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而担心，能否从容行刑，取决于他的个性以及行刑时的实际状态。夏尔-亨利似乎并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优秀行刑人，他敏感、胆怯，年青时经常不能“漂亮地完成任务”，但他的职业要求他必须要完成政权的命令，不论这个政权是属于路易十六还是属于共和国。当他监督完1757年3月28日的一个百年一见的车裂刑后，他变的沉稳而老练了。这一年他刚满十八岁。以后的历史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名噪一时的职业刽子手，并成为这段历史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他，夏尔-亨利·桑松甚至被称为法兰西“革命的拱顶石”。
1789年7月14日，以争取平等、自由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为了更好地体现大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迅速、不痛地处决死囚，1791年6月的议会宣布以后所有的死囚一律执行斩首刑，为此而设计了断头台并于次年的4月25日第一次投入使用，处决了一个犯有盗窃罪的死囚。据说，断头台的设计还包含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智慧”：“国王仔细地审视着图纸……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手拿沾水笔画出了他认为应该如此的器具图形”(第72页)。那时，法兰西还没有步入共和，尽管恐怖已经开始，但人们怎么也没想到会来得那样迅猛与残酷。
由于外国势力的插手和国王对祖国的背叛，法兰西形势急转直下，严重威胁了革命的成果。1792年4月20日法奥战争开始，随后普鲁士也介入其间，7月11日巴黎发出“祖国在危急中”的召唤，8月10日爆发人民起义并占领土伊勒里宫，逮捕了路易十六。从此，路易王朝除了一次短暂的复辟便不复存在了。为捍卫大革命的果实、防止可能出现的颠覆，仅9月2日～9月6日短短的几天里，巴黎就有一千一百多人被处决。革命的“刀片落下的太快太随便”这就是著名的“九月大屠杀”。但不论九月屠杀是如何地血腥，最终以法国的胜利证明了它的正确与必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看来革命确乎是不讲温良恭谦让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真是颠扑不破。
八月起义使路易十六沦为阶下囚，进而又找到他里通外国的证据，凿凿事实面前国王已是在劫难逃。但围绕是否处死他却存在较大的争议。就在这极端正义压倒一切的时候居然还没有墙倒众人推，这在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大约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没有人能帮上路易十六的忙。1793年的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我们无法考证他面临死亡时的心情，但他的脑袋伸进断头台的一刹那，是否会发现断头台的某个部分正是自己的“杰作”，神情由此变的特别沮丧?可以肯定，他在为断头台的设计出谋划策的时候是绝对没有料到是在为自己设计死亡方式。为路易十六行刑的正是夏尔-亨利。
宣布路易十六死刑的谁?大名鼎鼎的罗伯斯庇尔。
作为律师之子的罗伯斯庇尔，秉承父业，大学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后成为律师、法官，他于1789年3月被推举为第三等级的代表由此步入政坛。此后，在自己的孜孜努力下，平步青云一跃而成雅各宾派的领袖，对大革命时期恐怖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概缘于他对共和制的忠诚，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热情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认为，只有“恐怖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革命法制与审判》罗伯斯庇尔著商务版 第176页)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革命的前景。罗伯斯庇尔到底是位“法律工作者”，他意识到，即使是强权、用以杀人的强权，也必须得到法律的可靠保障，这样才能有效地使民众与他保持同样的忠诚与狂热，才能顺利地推行其恐怖政策，才能师出有名、杀人有据。他是如何诱导民众加入到恐怖队伍中去的呢?且看1793年9月17日通过的《嫌疑犯律》，其中对疑犯的范围有这样一条规定“……未经常表现其热爱革命者；”的确，热爱革命是要经常表现的，只是“经常”的程度是几天一次还是一天几次?还有“热爱”的程度，是热泪盈眶还是泪流满面，它的热度应该绝对地保持在多少摄氏度以上?确乎不好把握。这种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操作上难度在文革中得到了纠正，因此有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每时每刻都要讲”的量化标准，尽管这是一句口号，有时口号却比法律更管用、更能解决实际问题。正是这部《嫌疑犯律》，使间歇的恐怖变得持续不断起来。
类似于《嫌疑犯律》这样率尔不堪的条文在罗伯斯庇尔的倡导下纷纷出笼，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793年3月11日至1794年7月27日短短的502天时间里由夏尔-亨利为首的桑松一家及其助手在巴黎处决2632人；1789年7月14日到1796年10月21日整个巴黎共处决了2918人(这个数字似乎不太准确，因为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中已有1100多人被处死，不过正史认为这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大概没有算入其间)；而全法国在相似时间里死于暴政的人数约为119550人。许多无辜的生命在矫枉过正的革命热情中，被无与伦比的残忍所消灭。“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第124页)正如断头台是出自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一样，却被用来消灭人道。然而，它毕竟还有着率尔不堪的法律作为惩治的依据，而我国文革中究竟有多少无辜死于非命?至今没有统计也无法统计，更不知道是以什么样的程序来褫夺无辜者们的生命的。“打倒”就是法律、就是根据，到现在也没法说清究竟有谁对这种生命的杀戮付过怎样具体的责任。人们只有期待良心的发现。
警惕来自革命内部的敌人是保持革命纯洁性的重要特征，革命的不宽容则是一个革命者坚定性的重要标志。这些都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得到了体现。处死路易十六后，他不再满足于对王党分子的审判，一切不能与之保持绝对一致者都要成为清洗的对象。丹东，就是这场清洗运动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与罗伯斯庇尔一样同为律师出生的丹东，对大革命是同样忠诚的，最初的恐怖并不缺少他的支持，他们以后的分歧在于丹东的人文主义倾向更多一些，他不能再看到这样的血雨腥风继续无休止地蔓延。罗伯斯庇尔显然不能容忍这位实际上的政府首脑与自己对着干，既然是革命，岂能如此温文尔雅、半途而废!1794年3月29日丹东被逮捕。按照罗伯斯庇尔对革命法庭的要求“它要在一定的，而且永远是很短促的限期内对有罪的人判处刑罚”(《革命法制与审判》第157页)4月2日起经过三天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的审判，4月5日丹东被处死。行刑的依然是那位夏尔-亨利。
为了与旧制度彻底划清界限，不仅需要恐怖，还需要忘却，完全从记忆中抹去过去的痕迹，如同我现在所居住的区曾经叫“东方红区”，所就读过的中学叫“全球红中学”一样，以示革命的彻底，这一点法国人是相当领先的：“巴黎的1400条街道的名称改了，从群众的观点看，凡与王室有关的名称统统废除。国王广场改为联邦广场；路易十五世广场改为革命广场，波旁街改为里拉街。同样，使人联想起宗教、教会的东西也要从人民的心中消除。……圣母院改为理性殿，圣热尔韦圣普罗泰教堂改为青春殿。给孩子起名已不用圣者的名字了，代之以宪法、实月等革命的名字。……‘先生’和‘夫人’的称号被更体现平等精神的‘男市民’和‘女市民’所代替。”(第65页)甚至法律规定女性必须佩带象征革命的三色徽章，否则就要被送进监狱。在历法上“法兰西纪元”代替了基督纪元，这才有了如雾月、牧月、热月等这些法兰西特有的历法……如此等等。历史竟有如此相似的情景，且发生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真是匪夷所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导致社会走向疯狂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偏执与极端，而且是整个民族丧失了起码的理智，其结果必然是悲剧的。与中国所不同的是，法兰西毕竟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上帝的权威已经受到了质疑，那么个人权威的滥用必然要受到严厉的挑战。当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种灾难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大祸临头了。
直接导致罗伯斯庇尔垮台的是“牧月22日法令”，该法令的实施使恐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处死的人没有一天少于30人。有时高达60人。君主制时代的所有名人都在死亡登记簿上有名……但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的名字总是占着死者名单的一大半。”(第132页)这是出自行刑人的记录，夏尔-亨利已经成为一架杀人的机器了。此外，收获月29日处死16名修女，热月7日处死36人，8日处死55人……
恐怖使法兰西的革命演绎成一场巨大的不幸与悲剧，人人自危、相互猜疑，谁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朝不保夕。明天究竟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战战兢兢，一无所知，时光不再转换，只有血腥在凝固的空气中迷漫，怨恨却在悄悄地聚集，等待爆发的那一天。
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当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演讲时，他的讲话遭到大多数议员的反对。过去，他演说时总是习惯地、发号施令般地宣布一些条例、法令之类的内容，这次没有发布任何命令，虽然语气上一如既往地咄咄逼人，不免多了点色厉内荏，可以看出完全是为保全自己性命的辩护“但是我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去会被指责为是那些我曾对之尽过职责的刽子手，被指责为是那个我曾忠实服务过的国民代表机关的敌人。”(《革命法制与审判》第202页)革命的罗伯斯庇尔怎么也料不到强权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脆弱，那就继续为自己开脱吧“不管怎样，我的专政停止至少已经有六个星期，我对政府已经没有任何影响。”(《革命法制与审判》第217页)然而，六个星期能抵消这一年多来积累的怨恨吗?他似乎天真了些。
接下来的事变的顺理成章了，用一句比较革命的文字处理一下就是“他必将受到人民的严厉审判!”审判确实是够严厉和迅速的，完全符合他对革命法庭的要求。热月10日即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处决，连同他的追随者共计22人。这里《合法杀人家族》一书出现一个小小的失误，将7月28日错为7月18日(该书的135页)，只是这一点对他的死并不重要。
为法国大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罗伯斯庇尔最终倒毙于自己一手制造的恐怖之中。血腥既是残酷的也是公平的，或者也算是一个谁无法逃脱的因果呢?如同路易十六设计断头台时的状况一样，罗伯斯庇尔在宣布路易十六死刑时怎么会料到会同他背负着同样的命运呢?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历史。
不用说，为罗伯斯庇尔行刑的还是那位夏尔-亨利。
大革命中的恐怖进程固然引人注目，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夏尔-亨利的感情取向，他执行的是法庭的判决，不论谁在主宰法庭，但任何法律都无法对他的感情取向作出明白的规定，即便是《嫌疑犯律》也无法对每一个公民思想进行一番完全准确的甄别：他憎恨罗伯斯庇尔、同情丹东、忠于路易十六，所以在给路易十六行刑后偷偷地为他做了弥撒；而为罗伯斯庇尔行刑后则用他的头颅做了交易，第二天用蜡精制的罗伯斯庇尔头像便出现了。夏尔-亨利的本质是一个王党分子!他成为“革命的拱顶石”才是恐怖的真正悲剧所在。
罗伯斯庇尔被埋葬掉了，但人们对恐怖乃至对死刑的话题却不能停止，雨果和大仲马都曾给死刑问题予极大的关注，并积极要求废止，为此与桑松家族还有过来往。而正是雨果、大仲马们开始了法兰西的浪漫主义历程，这使法兰西对平等与自由不再局限于政治上的追求，而逐步成为民众的精神需要，尽管两者的方式绝然不同甚至是相互抵牾的。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浪漫主义冲淡了恐怖的血腥。但是，如果没有1789年的大革命，没有法兰西的浪漫主义文化，我们就难以预料法国人在追求平等自由的艰难行程中还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还需要多少岁月的奋斗。
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获得了应该得到的成果，那么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