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辉煌的中华早期文化

李学勤

大家知道，古代世界有四大文明，可是其它三大文明都断裂了，只有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为什么?中华文明到底有多久远?它传播的地方有多广泛?达到过什么样的高度?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他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考证了中华文明远古时期的状况。

李学勤先生从中华早期文明的长度、广度和高度上做了深刻的阐述，让我们再次领略了它的辉煌。

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是，我们生生不息地传承了5000年的中华文明；同样让我们振奋的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篇章。

—编 者

中国早期的文明为什么是辉煌的?它的光辉在于什么地方?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长度，所谓长度是指中国的早期文明是怎么样的久远，它又怎么样在历史的长河里绵延传承下来；第二个方面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是指这一文明的分布传播，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影响和作用；最后，我们再看看中国早期文明的高度，就是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达到了怎样的高峰。我想通过这几点，来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是真正辉煌的。

人们常常说有四大古代文明，所谓四大古代文明就是古代埃及、古代美索布达米亚也就是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这是所谓旧大陆上的四大古代文明。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提到希腊和罗马?这是由于这四大文明都是独立起源的最早的文明。古代文明实际上很多，可是并不都是独立起源的。

这四大古代文明里面，我们中国的文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它起源一直绵延下来了。在这一点上，和其余的三大文明不一样，它们都没能做到像我们这样连续传承到现在。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文明?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后进一步脱离了原始野蛮状态的阶段。我们从考古学上怎么来判断呢?考古学发现和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现在我们主要依靠考古来论证文明的起源，就需要在考古方面找到文明的标志，这不只是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考古学的普遍问题。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评判文明的三条标准。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就是发掘出的遗址中应该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这个标准还有量的限制，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5000人以上的人口；第二条标准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第三条标准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什么叫复杂的礼仪建筑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的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

中国早期的都邑，考古学上最早发现的是殷墟。1899年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抗战以前进行了15次发掘，到1950年恢复考古工作，首先就是继续发掘殷墟，一直到今天，殷墟发掘就没有停止过。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邑，完全符合文明条件，不需要讨论。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带领一批学者到传说中夏的地区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当中确定了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偃师二里头。经过多年的发掘和调查，对二里头的面积、内涵都比较清楚了，它符合文明的条件。二里头有大型宫殿，还有很多的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上刻着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它的时代、地理位置和我们文献记载的夏相吻合，多数学者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还能不能再往前推?再一个重要遗址，就是山西襄汾的陶寺。陶寺遗址的时代又比二里头早，它属于考古学上龙山文化的晚期，根据现在测定的材料，其时代大概是从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200年，早于夏代。这个遗址有城，城的面积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城址里面最大的，它有城墙、有宫殿，与此相配合，它还有大量的墓葬，其中有些较大的墓出土了很多令人惊奇的东西，最引人注意的是礼器，反映了当时的礼乐制度，是文明社会的产物。陶寺遗址还有文字，前几年在那里出土了一个残破的陶背壶，在这个残破的陶背壶上，有一个用毛笔沾朱砂写的“文”字，这个字又大又清楚，所有人看见后都没有怀疑。

陶寺最近一项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有一个“观象台”，如果“观象台”这一点能够确定的话，将是天文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和古书《尧典》里的观象授时是很适合的。尧的年代正与陶寺遗址相当，传说中的尧都平阳正在襄汾附近。

中国早期文明的广度包括早期文明的分布，以及这种文明所起影响的范围。

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出现了许多很重要的观点。在历史学方面特别强调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我们光辉的传统文化是由各个民族和地区共同缔造的。把这一点综合起来，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在考古学方面，苏秉琦先生首先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研究中提出“区系”研究的概念，得到许多学者的发挥引申，从而显示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多线性。

谈到商代的文化，20世纪80年代在长江流域有两次震动学术界的重大发现，就是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两座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的一座大墓，现在考古学家已经称它们分别属于三星堆文化和吴城文化。

有人把黄河、长江说成中国的“两河”，其实中国文明的分布何止这两河?我们绝不可限制我们的视界，才能充分认识早期文明分布和传播的宽广及其多样性。

在充分强调中国早期文明多线性、多样性的同时，断断不可低估这一文明各地区间的共同性、统一性。事实上，只有存在着共同和统一，多线、多样的各地方文化才作为中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再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多线、多样的地方文化的发展也不是平衡的，尤其是在夏、商、周三代王朝，王朝的首都一直在中原(广义的)地区，中原地区还是全国的核心。

中原中心论只讲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传播影响，我们则主张文化的影响每每是双向的，中原地区之所以有其特殊地位，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融合、吸纳周边的种种文化因素。相信在今后的发现和研究中，这一点会进一步得到证实。

近些年来，考古学方面有一项重大发现，有的学者甚至说是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大量的简牍帛书，简称为简帛。简是用竹子、木头编连起来的，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书写载体。各国的古代文明都有文字，但是文字的载体不一样，各有各的做法。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就是竹木简，用竹子、木头这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做成条状，一根一根编连起来叫册。中国人还有一个发明就是养蚕，生产出白色的丝织品叫帛，既可以写字，还可以画图，比竹木简又好多了，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贵，不能普及。汉代发明纸之后(纸的发明也可能还早一点)，到了南北朝完全用纸，简帛就退出了。简帛书籍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在西汉和西晋，这两次发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史。

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高度的新认识，我个人意见，主要表现在两点上：第一点，当时的学术思想，不但是繁荣发展、百家争鸣，而且我们想像不到其影响的深远能达到像新发现的材料所告诉我们的那种程度；另外一点，就是通过发现这些书籍，从战国时代一直到汉初的，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中国古代文明不只是社会上普遍的文化，它上升到了系统的哲学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特点。

(贾秋菊 整理)

李学勤简介

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至2003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和奖章。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走出疑古时代》《古文献丛论》《四海寻珍》《夏商周年代学札记》《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等20余部及学术论文约500篇，有的已有英、日、朝文版，多部专著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