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联结：儒学整体性格的“汉宋之争”
清代汉学家不仅认为文字的魅力可以大到“一言兴邦”的程度，更对文本的依赖到了欲罢不能的境地。更有甚者，汉学家们用一种并不理性的情绪对待理学，“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经术之士，汨于利而行不笃”。在江藩笔下，这种抵触似乎到了不可收的田地，他认为，理学之所以积弊且无明达之士出来挽救颓波，完全在于他们“滞于所习以求富贵”的错误问学心态。
断裂：挣脱儒学整体性格约束的借口
清代汉学家往往一方面自我批评与担忧“道问学”之余不求义理，专事训诂，恨不得“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沾沾自喜于自己做的是真学问，视此以外一切皆为妄作。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学家摆脱儒学整体性格的原因，正由于清代学术中，学者们对于文字与典籍的反复翻检、印证、引申，本身就需要投入无休止的精力与时间，换一种说法即是，儒学到了清代，因囿于精力与治学任务的不一，使得汉学家只能“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观察”，即便是兼通汉宋的学者张之洞都不得不承认，因为局限于精力与治学方向，“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
我们可以顺此思考一个问题，清代汉学家以局狭的内心来说，抛弃对经典中义理的求索转而耽溺于一经一书的考订，或许可以资为学问的出路，或因为精力不及而分门别户，未尝不能理解。但在作出考察时我们要看到，对文字与典籍的强大的索引、分析、整合能力是学问的先决条件，所以这些学者一方面说“汉学难而宋学易”，而另一方面却又有“考据之学亦所欣慕”的优越感，故而汉学家难免会因治这种明知高深、繁难、耗时耗力的学问所产生的优越感影响自己的判断力，清儒们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联被“汉宋之争”中一些并不冷静的因素割裂开来，其中有因考订之烦而放弃了义理者，他们在选择“工词句”的同时试图去做“穷义理”的学问。
联结：回归儒学个性的必然趋势
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汉学家们骎骎然于纯粹的经典考证，而并不担忧他们那个年代的“破碎、险怪”的学风，或许“汉宋之争”会朝着一种我们无法预料到的状况发展下去，他们经常会“矜其强记博闻”而揪住宋儒“故微误”不放，所以汉学家看到了“缝掖巨儒，弦歌在野”的盛况而沾沾自喜，唤醒经典中那些已经尘封的记忆，使得汉学家们在难以压抑住对考据、训诂无比兴奋的心理状态下，将矛盾集矢于宋儒。
但汉学家也并不敢完全排斥汉学中属于理学的那一部分，毕竟陈澧的话是执中的，“汉儒之说固有宋儒之理”，问学的最佳状态应当是在“义理与考据”之间，所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嗜异、矜己者，非也”，也即是严格地按照典籍的叙说来发明义理，进而做到明体达用，自然汉学家们认为这一点宋儒是无法做到的。他们指斥宋明理学“以似乱真，汜滥日甚，至于诡托高妙，倡狂妄行，糟粕典籍，诋为俗儒”，但是反过来讲，理学家们无法做到的，考据学家们同样无法做到，在邵懿辰看来，他认为汉学家背道而驰、如此视宋儒而不见有违逆之嫌：“学者以博为能……凡传注之出于宋儒者，槩弃不录，曰吾以崇汉而已，其徒相与，号曰汉学。”
清代思想史的命题中的“争”只是“汉宋之争”的一层表面现象，我们来看程廷祚写给他的家门程晋芳书信中的一段话：“学莫先于经学，经学中有章句焉，有性命焉。鹜于章句者，世俗之儒也。”由此可以看出，程廷祚对儒学整体性格表示犹疑，虽然汉学家能做到平心博览以求古人用意，但对“章句”与“性命”二者究竟如何融合开始表现得无可适从，尽管程廷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他坚定地认为圣人之道不能舍章句，但是他也无法完全排斥治经还有解答“性命”这一层次工作，否则仅仅鹜于章句就担心会沦落成为俗儒：欲通圣人之道，欲讲在此而所求在彼，对“词章”的解读必不可少，但是一旦想要“解读过度”，就日益堕入“解读不足”的尴尬境地，又恐与他们嗤之以鼻的“解读过度”相脱离。在程晋芳回复程廷祚的信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印证这种论断的正确性，程晋芳在信中回道：“愚所谓程朱不可轻议者，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
由此观之，汉学家们要求学问回归儒学命题的本身，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汉学家对理学无理的非难只站在了自身的角度考虑，并不能允许汉学脱离理学的层面而单独存在，一旦丢失这种依靠，就会陷入一种疑惑的状态当中；第二，正是基于这种疑惑，又兼顾毕竟还是汉学家这一事实，所有的辩护不再等于攻讦，“明通之识，体用之意”或可以理解是孔子之道，前提条件是要“通晓理道”与“博闻强识”，而不再是一味地只求“章句”不问“性命”了。
结局：儒学个性的转变
在清代的读书环境里，学者们对过去的经典理解所产生的分歧，因为群体的失忆，“老师俗儒或不能尽通其义”，与“关乎自己的德行”相比，读书人的“关乎他人的德行”已经被打磨殆尽，读书人的良知诸如公正、仁慈、慷慨、诚实，在严酷的政治审查中已经完全站不稳脚跟，他们的脑袋里，只留下了坚忍、谨慎、沉着这样的消极的防御手段。汉学家的性格与儒学整体的性格差异，便体现在此。
虽然，这并不是汉宋之争得以出现的直接原因，但却间接地影响了儒学内部的性格，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场“解读过度”与“解读不足”的学术大争辩中，正因为学者们生活在经学炽热的年代，作为以博为能的汉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时，他们需要拥有什么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究竟会对上述大争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持有这样心态的汉学家在发出“岂以考据而害其为正人乎?”的反诘时，或许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整个儒学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