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礼乐文化的现代启示

古典的中华文化，曾是所谓的“礼乐之邦”，由此看来“礼乐文化”曾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创造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在今日看来，虽然受到现代工商业科技文明的影响，使得古典的“礼乐文化”受到商业世俗文化的挑战，已逐渐失去古典纯朴的“礼乐文化”的精神。不过；我们在回顾古典的“礼乐文化”时，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对我们现代的文化，具有启示价值的意义……这正是本短文想探讨的地方!

(一)“古典礼乐文化”形成的背景在那里?

我们从《尚书》中得知，最早之“礼”是舜帝时之“礼”，“乐”是舜帝时之“乐”。所以说“古典的礼乐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舜第的时代是比较妥当的，传统上我们以周公“制礼作乐”，来说明“礼”与“乐”是政府与民间执行教化的最佳制度。

在古代所谓的“礼”，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了“祭天”之礼。按司马迁的《史记》一书所记，较完整而制度化的祭天之礼，大概是在舜帝时所完成的，例如：烟祭、望祭……等。这一方面说明了，舜时的政府组织，比尧帝时的更加复杂而庞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舜帝时，有比较多的发展。

“礼乐”的称呼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恐怕已无从查考。一般而言，恐怕自春秋时代，或孔子之后，方有“礼乐”并称。因为在《尚书》中，并没有“礼乐”并称之说。可是在《论语》与《左传》中都有“礼乐”之说，但从未有“乐礼”之说。按《礼记》(“乐记篇”)所记录的文本看来：“乐”属“天”。“礼”属“地”。所以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由此；可以看出古典“礼乐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谐代表“乐”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则代表“礼”的精神。“和谐”(乐的精神)，所以万物都能化生。“有序”(礼的精神)，所以万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乐”是形成于“天”的阳刚之气。而“礼”则是由“地”的阴柔之性所形成。这就是“礼乐文化”形成的重要背景的参考资料。

(二)何谓“礼”与“乐”的古典意义?

由上一节的论述中，我们说到：“乐”属“天”，“礼”属“地”。换句话说；“礼”也可以说是“天乐”在社会性功能的一种形式上的制定。所以当“天乐”失落，而社会沦落时，如能有“礼”(法礼)施行，社会仍能维护相当程度的理想性。可是；如果“天乐”的精神失落，而“礼”又徒留形式的制定，又如何能有真“礼”可言!这也就无怪乎孔子有如下的感叹：

“礼云　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　乐云，钟鼓云乎哉?”

这句出自《论语》(“阳货篇”)的话，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诠释：孔子认为“礼”的本质在于“敬”，而“乐”的本质在于“和”。人们如果要学“礼”或“乐”，须从根本上下功夫。现在所谓的“礼”啊!“礼”的，却没有一种恭敬的心作为根本，只在送玉帛礼品上的铺排，其实尧、舜、周公时代的先王所传的“礼”，何曾只说玉帛之类的礼品呢?现在所谓的“乐”啊!“乐”的，也没有一种和谐平静的心作为根本，只在钟鼓乐器上推敲其形式，其实；尧、舜、周公这些先王所传的“乐”理，何曾只讲钟、鼓的乐器形式呢?这全是舍本逐末，把“礼”与“乐”变成一种社会功能的形式吧!

我们从孔子对“礼”与“乐”的批评中，就能见出我国古典的“礼乐文化”的真正内涵和意义在那里了!

也许我们可以再引一段《礼记》一书中的“乐记篇”来进一步的引伸我们对“礼乐”精神内涵的诠释：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从“乐记篇”的这段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乐”是由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礼”则是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由于“乐”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所以能安慰我们的情绪，使我们心情能舒畅。“礼”是对人的外在行为加以规范，所以能使我们进退有规，威仪有序。因此，最盛大的音乐必定是平易近人的，最盛大的礼仪必定是简朴有序的。音乐的教育如果能通行天下，则人们的心情自然舒畅而无怨恨。礼节的教育如果能通行天下，则人们谦让而没有冲突。以拱手相揖和互相谦让来治理天下，这就是用“礼”与“乐”来治理天下。这也正是古典“礼乐文化”的本义!

(三)“礼乐精神”的文化意涵在那里?

我们如果从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来说；人类的文明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再到今天的“科技商业社会”。所以说一开始的发展，不可能就是所谓“礼乐”并重，或礼重于乐；而是先有简单而自然的“乐”之形成，然后随着历史以及社会愈来愈复杂的发展，才逐渐进入于“礼乐”并重的时代。

所以在《礼记》的“乐记篇”中，才有以下这段有关“礼乐精神”的文化意涵的描述：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故事与时并，明与功偕。”

换句话说；盛大的音乐演奏，具有同天地一样的和谐精神，盛大的礼仪祭典，具有同天地一样的差异秩序。由于和谐的精神，万物得以保持各自固有的特性，由于尊重差异和秩序，于是便祭祀天地以表达报答之情。如果外能提倡礼乐，内能敬奉鬼神，普天之下便能互相敬爱和谐了!

虽然说；礼仪的程序各异，而尊敬之情则相同，音乐曲调彼此不同，而人们友爱之情一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礼”与“乐”所贯穿的都是敬爱之情。

所以说；历代英明的国家领导人，都相互沿袭以礼乐的精神内涵来治理国家，只不过“礼”的文质损益依据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乐”的名称也随同功业的不同，而订立不同的名称。

我们从上面这段的论述中，就不难看出古典的“礼乐”的精神文化内涵在那里了!如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礼”与“乐”的文化内涵，并不在于要能达成某种社会功能的一定效果，而更在于发挥真正的“礼”与“乐”的精神意义。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使“礼”与“乐”的真正基础、精神或动机能保存下来。这也正是《礼记》这部古典文献中，提供给我们最好的参考价值之所在。

(四)探讨“礼乐文化”的现代启示在那里?

从古典中华文明的“礼乐文化”的发展史上看来，不论是在“制礼”或“作乐”的本身，还是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所占的地位，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来，其实质的精神意义，仍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不过；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步骤看来，似乎“分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如以哲学的“分工”观点来看，“分工”有二种：一种是“内在的分工”，另一种则是“外在的分工”。所谓：外在的分工，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工作分工、社会分工、学术分工、技术分工，特别是现代工商业科技社会的“分工”就更细分了!

但所谓的“内在的分工”，具体来说，就是一种“情感的分工”，尤其是在现代商业文明的“外在分工”发展前的分工，都可说是一种“内在的分工”，如古代具有一定宗教仪式的祭祀礼仪，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在古代的祭祀中，一旦出现一定的“礼仪”，此礼仪必将宗教性的崇高情感与祭典的音乐精神融合在一齐，所以在古代有“雅乐舞”的祭典仪式，以表达古人纯朴又自然广大的心怀。这也正是《礼记》“乐记篇”中所指：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从“乐记篇”中的这段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典的制礼作乐，是为了维护人们的内在道德情感。所以会认为诗，是抒发人的心志，歌，是吟咏人的心声；舞蹈，是通过人的形体动作，来表现人的情感。因此，心志，心声，情感三者都发自内心，然后诗、歌、舞三者方能得到相应的表现。

所以说；制礼作乐者的心志深远又有纯朴的情感，就能使诗、歌、舞的文采有旺盛的气势，那么它们的影响也将是无远弗届。制礼作乐者和顺的心志，在其内心深处积续越旺盛，表现于外的光华就会越展露。因此“乐”是不可以作假伪造的。

反观；我们现代的商业科技文明，由于太重视商业的利益，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开发，也使人类流传几千年的“礼乐精神文化”，受到割裂的危机……对这种“文化危机”的反思早在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现代“实证科学”成为社会发展主流时，就有不少哲学家、文学家或艺术家对此危机提出反思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伟大的俄国大文豪：拖尔斯泰(Tolstoy，1828-1910)，在他的著名评论著作《艺术论》(On Art)一书中，就提出深刻的反思。托氏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由于欧洲社会的道德堕落，使“艺术”本身也退废下来，这也就造成“礼教”和“乐教”的逐渐退废下来。

他认为第一个结果就是：“艺术的文化活动”，缺乏它应有的，并且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内涵。

第二个结果就是：“艺术的文化活动”只成为少数上层社会的玩赏范围，因而成为徒有装饰，并且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内涵。

第三个结果就：“艺术的文化活动”失其“真”和“善”，而变成“幻想”和“推理”。

托尔斯泰严格的宗教性与道德性的批判，不但指向别人，也刺向他自己的作品。他以那种毫不犹疑的道德上的坚定，使我们震撼，他那种不断自省与上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

(五)结论

本短论文，在此只提供一些我个人在阅读《礼记》一书，特别是其中的“乐记篇”。发现其中一些有关中华文明古典的“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涵值得我们今天再提出来反思……古典中国的读书人，认为“文以载道”，我们现在也可以提倡“艺以载道”!记得前“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也曾提倡所谓的“美育教育”。换句话说；就是希望“艺术的文化活动”的学习或欣赏，能使人们达到“教化”的功能。所谓“教”就是人格上的“教导”，而“化”就是指精神上的“感化”。

这也正是中华古典“礼乐文化”所要达到的教化功能，也是给我们现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启示!

参考资料

1.《礼记读本》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10月版。

2.《广解四书》台湾，“华星出版社”，1972年，11月版。

3.《史记》司马迁着，台湾，“鼎文书局”，2002年12月版。

4.《尚书》台湾，“地球出版社”，1994年3月版。

5.《艺术与人生》托尔斯泰着，台湾“远流出版”，1981年2月版。

6.《中国哲学精神溯源》史作柽着，台湾，“书乡文化”，200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