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的称霸之路：光荣革命和反法战争
非我族类 2017-12-01
1689年2月6日英王詹姆士被宣布“自行退位”，立威廉和玛丽为国王和女王，这就是英国历史上所谓的“光荣革命”事件。 “光荣革命”实际上就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发动的一次政变，目的就是为了在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巩固资产阶级政权。
目的之一是将英国拉入反法联盟
欧洲的外交是促使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革命的影响又改写了欧洲外交史。除了保卫他妻子的英国王位继承权，威廉三世愿意开始在英国的军事行动，原因还在于他需要把英国拉入他的同盟，该同盟针对的是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
法国实力在欧洲的上升与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同时进行。从17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初，枢机主教黎塞留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尽管黎塞留是罗马天主教主教，但他奉行民族主义对外政策，支持信仰新教的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对抗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枢机主教马萨林在路易十四幼年时担任首席大臣，并继续奉行黎塞留的政策。到1660年路易十四开始亲政时，法国毫无疑问已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17世纪60年代法国力量的继续发展威胁到欧洲的国家体系，法国主导欧洲大陆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真正担心的事。路易十四开始实施一系列富有冒犯性的对外政策之后，这种威胁变得更加明显。1667年至1668年的遗产继承权战争与1672年至1678年的荷兰战争使新近(1648年)独立的荷兰陷入危险境地。随着西班牙为路易十四统治早期的这些冒险行为付出代价，荷兰领导人奥兰治亲王威廉认识到，他的国家很容易成为牺牲品，除非他与其他国家结盟。英国的查理二世认识到均势面临的危险，但他这个人让人难以预料，因为他本人对路易十四非常崇拜。查理十分仰慕法国宫廷的壮观。
奥格斯堡同盟反法战争
1685年，路易十四撤销了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该敕令给予法国新教徒宗教宽容。撤销《南特敕令》后，成千上万的人逃离法国，到英国、荷兰和普鲁士避难。路易十四的行动激怒了欧洲新教国家的领导人，这些人同时也面临着一场继承危机，该危机是由于巴拉丁选帝侯查理去世但没有继承人引起的。路易十四坚称他有权占有巴拉丁(巴拉丁是一个重要的德语地区，位于莱茵河中游西岸)，但在1686年，奥兰治亲王威廉宣布路易十四的要求不可接受，并组成一个外交同盟(奥格斯堡同盟)来对抗法国。除了荷兰，反法同盟的成员还包括瑞典、西班牙、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巴拉丁。
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开始于1686年，但直到1688年才演变成全面敌对。就是在那时，威廉三世(奥兰治亲王威廉)和他的妻子取代了詹姆斯二世成为英国君主，并将英国带入这场冲突。随着英国成为同盟的一员，威廉成功地抵制了法国吞并荷兰的努力。他领导同盟反对法国，在1692年的拉和岬战役(the Battle of La Hogue)和1695年的那慕尔战役(the Battle of Namur)中取得重要胜利。1697年，战争结束，签署了《里斯维克条约》。签署国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尽管条约的条款对法国有利(损害的主要是西班牙的利益)，但威廉三世成功保住了荷兰的独立地位并防止了法国在欧洲取得霸权。
下一个外交障碍是即将到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病重，人们认为他时日不多。1698年和1700年，威廉与路易十四就西班牙王位继承和分割西班牙帝国问题达成两个秘密协议。之所以达成这些协议，比起获得西班牙的殖民地，威廉考虑得更多的是避免与法国的又一场斗争。然而，1700年查理二世去世让这些条约变得毫无意义。查理二世的遗嘱将西班牙王位和西班牙帝国的一切财产授予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的腓力，腓力成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威廉三世再次组织了一个反法同盟。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了。
光荣革命与反法战争对英国的馈赠
尽管威廉三世于1702年去世，但英国继续参加战争，直到1713年战争结束。随着《乌得勒支条约》的签订，英国成为世界大国，获得了纽芬兰、直布罗陀、梅诺卡岛以及在西属美洲开展贸易的宝贵商业权。更重要的是，英国作为阻止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决定性力量进入18世纪，并且有了更强的民族认同。
在18世纪中叶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将支持普鲁士对抗法国，并且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将在组建反对法国革命军和拿破仑的联盟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政策是光荣革命的直接表现，通过这些政策，英国成了法国的首要对手。与此同时，英国致力于使流经低地国家的欧洲河流开放，这成了它的政策的基石。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国家认同感的转变。那时，英国的国家利益已与世界贸易、帝国主义和殖民联系在一起。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不再局限于主导欧洲政治的地区性问题。的确，英国政治家和政治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将英国视为独立于欧洲之外。这些观点受到英国的商业革命即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及随后新重商主义者与自由贸易倡导者之间的争论的支持。
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见证了国家利益战胜一个把宗教认同看得高于一切的政权，见证了新的现代统治方式战胜宗教改革产生的教派政治的残余。
（本文摘自《世界大历史：1571—1689》，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