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国王”约翰王个人素质和统治政策评价
非我族类 2017-09-14
虽然安茹王朝的统治一直相当稳定，但国王和贵族之间依然难免冲突，何况是约翰王这样的“坏国王”。约翰王确实不是一个“好国王”，毕竟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统治政策，约翰王都乏善可陈。
约翰王的个人素质
约翰王是狮心王理查的弟弟。1199年理查一世战死，王位本应传给狮心王的一位侄子亚瑟，然而约翰在贵族的支持下剥夺了年幼侄子亚瑟的继承权，非法获得了王位。英国史著作对约翰王个人素质的评价绝大多数都是否定性的，其中批评最多的是约翰王的多疑性格。“历史记录清楚地显示嫉妒和猜忌是他天生的性格，他有时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的朋友。”这对于国王巩固自己的统治是很不利的，“这样的性格使得他难以应付紧迫而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巨大的财政困难，急于求成而失之于稳妥，没有妥善处理好王权与贵族的关系”。猜忌和排斥使得约翰王对贵族动辄扣押人质，或者罚没地产。比如，宰相杰弗里·彼得本属精通法学、通晓政治术之人，然而约翰对其并不放心，时常派心腹主持财政署和中央法庭，以遏制彼得相权的行使。又如，切斯特伯爵拥王继位有功，在地方也颇有影响，但因不同意国王的威尔士政策，而于1204年被处以罚没地产。还有，元老重臣威廉·马歇尔本来对王室忠心耿耿，但约翰王却怀疑他与威尔士和爱尔兰暗中通好，于是大肆排挤，还让其父作为人质作保，等等。与此同时，约翰王还常常提拔自己的心腹，作为排斥贵族的方法，结果造成当时王宫诸多臣仆逐渐染指国家财政、司法，甚至还受命主政地方。例如，内府卫士罗伯特因对王效忠受赐赏，被封为北方的大领主；王家骑士布莱恩也曾被授命为北方的行政要员。约翰王这种猜忌贵族、恩宠亲信的举动极大地伤害了贵族的阶层情感，成为之后贵族反抗国王的重要原因之一。
约翰王的统治政策
（一）于贵族，不择手段敲诈勒索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约翰王不仅对教会和市民屡加剥削，而且还更多地把矛头对准世俗贵族，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比如，对盾牌钱的征收，亨利二世和理查王在45年中共征收盾牌钱11次，一般为每骑士领2马克或1镑；而约翰王在位16年中就征收了11次，其中，仅两次是按以前的标准征收，其余则按每骑士领2.5马克或3马克或2镑征收。有学者计算出约翰王所征收的盾牌钱的平均数额为4318镑，超过了亨利二世和理查王时平均数额的总和，约占国王年均收入的10%。再如对动产税的征收，以1207年的动产税为例，此次的征收税率为动产和收入的1/13，约翰王共获得税款约60000马克，大大超过了当时王室约20000镑的年收入。为了防止贵族逃避征税，约翰王在征税前发布令状，命令所有贵族的管家向王的法官誓告主人及自己的动产和收入的价值，其他等级亦被要求自己申报，谎报者要被监禁或罚没土地。不少贵族纷纷将财产转移到教堂或修道院，但最终仍被查出而受到了惩罚。若贵族拒不申报，则将被严厉处罚。例如，贵族鲁阿尔德·阿兰即因拒不申报而被罚没了雷奇蒙德城堡。
约翰王的压榨导致大量贵族被迫举债，不仅有人因此倾家荡产，甚至还有不少父债子偿情形。据当时的《国库卷档》记载，直至1230年，在负有王债的约80位贵族中，有一些人的债务仍是约翰王时遗留下的。其中，尼古拉斯·斯塔德维尔除了欠亨利三世的1163镑以外，还有约翰王时的旧债9998镑，若按每年还40镑计算，需要250年才可结清。在约翰王后期，大贵族约翰·拉西虽已尽力偿还所欠的继承金，但至1214年仍欠王2800镑。正是出于对国王敲诈勒索政策的不满，尼古拉斯·斯塔德维尔、约翰·拉西、威廉·莫布雷和罗伯特·罗斯等人才在1215年成为反叛王权的核心人物。
（二）于教会，不遗余力争权夺利
随着教义和利益矛盾的日益加深，约翰王和教会的冲突愈演愈烈。当时教职选任控制权是教、俗权力争夺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也就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线。约翰王时，国王干预教职选任的局面多次受到教会的有力挑战。1201年，因为塞茨主教的选任，约翰王与该教区的牧师会发生争执，拒绝该会选定并由教皇最终裁定的新主教任职，致使教皇曾一度对诺曼底施行“禁教令”。数年后，国王与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爆发了更激烈的冲突。1205年7月坎特伯雷大主教瓦尔特去世，大主教区诸主教要求获得参加选举大主教的权利，而牧师会则不等王室下达“准选状”，就提前选举了坎特伯雷修道院的执事雷金纳德。约翰王获悉此事后拒绝承认该选举结果，并迫使牧师会选举自己提名的诺维奇主教格雷。为此，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得求诉于教廷的决断。教皇英诺森三世却否决了双方的要求，转而任命红衣主教兰顿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王深感其权威受到亵渎，坚决拒绝执行教廷的这一任命，致使兰顿在大陆滞留6年，而不能赴英就职。由此，教皇于1207年宣布对英国实施“禁教令”，1209年又将国王开除教籍，双方冲突达到了顶点。
需要指出的是，约翰王与教会的冲突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比如1207年教皇宣布对英国实施“禁教令”，令教会在英国停止举行礼拜、洗礼和葬礼等宗教仪式。于是一些英国主教纷纷出逃，约翰王则乘此机会大肆掠取教会财产和土地收入。1207年坎特伯雷主教区的年收入已达1492镑10先令，在此后6年的教职空缺期间，教区收入悉为国王所有。其他不少教区、修道院亦难逃厄运，其中，以养羊与羊毛致富的西安派修道院被搜刮尤甚。据不完全统计，仅载于王室账本上的源于教会的收入，1209年为400镑，1210年增至3700镑，1211年则猛增至24000镑。对此，今天西方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从1207年至1213年的6年中，王室从教区获得的收入总计约为100000镑。
综上所述，约翰王的个人素质及其治国政策的选择存在很多问题，他显然没能平衡好三股政治力量的关系，进而最终导致了1215年贵族联合教会反抗的爆发。“从各个方面看，贵族反叛都与约翰王的个性和统治手法密切相关。”“在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权益冲突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约翰王也未能审时度势，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缓解矛盾、稳定大局。相反，他仍急不可待地与教会展开权力之争，使王权的力量一度受到削弱。而他仍继续推行的穷兵黩武政策，则成为贵族反叛的导火线。”
约翰王是狮心王理查的弟弟。1199年理查一世战死，王位本应传给狮心王的一位侄子亚瑟，然而约翰在贵族的支持下剥夺了年幼侄子亚瑟的继承权，非法获得了王位。英国史著作对约翰王个人素质的评价绝大多数都是否定性的，其中批评最多的是约翰王的多疑性格。“历史记录清楚地显示嫉妒和猜忌是他天生的性格，他有时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的朋友。”这对于国王巩固自己的统治是很不利的，“这样的性格使得他难以应付紧迫而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巨大的财政困难，急于求成而失之于稳妥，没有妥善处理好王权与贵族的关系”。猜忌和排斥使得约翰王对贵族动辄扣押人质，或者罚没地产。比如，宰相杰弗里·彼得本属精通法学、通晓政治术之人，然而约翰对其并不放心，时常派心腹主持财政署和中央法庭，以遏制彼得相权的行使。又如，切斯特伯爵拥王继位有功，在地方也颇有影响，但因不同意国王的威尔士政策，而于1204年被处以罚没地产。还有，元老重臣威廉·马歇尔本来对王室忠心耿耿，但约翰王却怀疑他与威尔士和爱尔兰暗中通好，于是大肆排挤，还让其父作为人质作保，等等。与此同时，约翰王还常常提拔自己的心腹，作为排斥贵族的方法，结果造成当时王宫诸多臣仆逐渐染指国家财政、司法，甚至还受命主政地方。例如，内府卫士罗伯特因对王效忠受赐赏，被封为北方的大领主；王家骑士布莱恩也曾被授命为北方的行政要员。约翰王这种猜忌贵族、恩宠亲信的举动极大地伤害了贵族的阶层情感，成为之后贵族反抗国王的重要原因之一。
约翰王的统治政策
（一）于贵族，不择手段敲诈勒索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约翰王不仅对教会和市民屡加剥削，而且还更多地把矛头对准世俗贵族，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比如，对盾牌钱的征收，亨利二世和理查王在45年中共征收盾牌钱11次，一般为每骑士领2马克或1镑；而约翰王在位16年中就征收了11次，其中，仅两次是按以前的标准征收，其余则按每骑士领2.5马克或3马克或2镑征收。有学者计算出约翰王所征收的盾牌钱的平均数额为4318镑，超过了亨利二世和理查王时平均数额的总和，约占国王年均收入的10%。再如对动产税的征收，以1207年的动产税为例，此次的征收税率为动产和收入的1/13，约翰王共获得税款约60000马克，大大超过了当时王室约20000镑的年收入。为了防止贵族逃避征税，约翰王在征税前发布令状，命令所有贵族的管家向王的法官誓告主人及自己的动产和收入的价值，其他等级亦被要求自己申报，谎报者要被监禁或罚没土地。不少贵族纷纷将财产转移到教堂或修道院，但最终仍被查出而受到了惩罚。若贵族拒不申报，则将被严厉处罚。例如，贵族鲁阿尔德·阿兰即因拒不申报而被罚没了雷奇蒙德城堡。
约翰王的压榨导致大量贵族被迫举债，不仅有人因此倾家荡产，甚至还有不少父债子偿情形。据当时的《国库卷档》记载，直至1230年，在负有王债的约80位贵族中，有一些人的债务仍是约翰王时遗留下的。其中，尼古拉斯·斯塔德维尔除了欠亨利三世的1163镑以外，还有约翰王时的旧债9998镑，若按每年还40镑计算，需要250年才可结清。在约翰王后期，大贵族约翰·拉西虽已尽力偿还所欠的继承金，但至1214年仍欠王2800镑。正是出于对国王敲诈勒索政策的不满，尼古拉斯·斯塔德维尔、约翰·拉西、威廉·莫布雷和罗伯特·罗斯等人才在1215年成为反叛王权的核心人物。
（二）于教会，不遗余力争权夺利
随着教义和利益矛盾的日益加深，约翰王和教会的冲突愈演愈烈。当时教职选任控制权是教、俗权力争夺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也就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线。约翰王时，国王干预教职选任的局面多次受到教会的有力挑战。1201年，因为塞茨主教的选任，约翰王与该教区的牧师会发生争执，拒绝该会选定并由教皇最终裁定的新主教任职，致使教皇曾一度对诺曼底施行“禁教令”。数年后，国王与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爆发了更激烈的冲突。1205年7月坎特伯雷大主教瓦尔特去世，大主教区诸主教要求获得参加选举大主教的权利，而牧师会则不等王室下达“准选状”，就提前选举了坎特伯雷修道院的执事雷金纳德。约翰王获悉此事后拒绝承认该选举结果，并迫使牧师会选举自己提名的诺维奇主教格雷。为此，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得求诉于教廷的决断。教皇英诺森三世却否决了双方的要求，转而任命红衣主教兰顿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王深感其权威受到亵渎，坚决拒绝执行教廷的这一任命，致使兰顿在大陆滞留6年，而不能赴英就职。由此，教皇于1207年宣布对英国实施“禁教令”，1209年又将国王开除教籍，双方冲突达到了顶点。
需要指出的是，约翰王与教会的冲突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比如1207年教皇宣布对英国实施“禁教令”，令教会在英国停止举行礼拜、洗礼和葬礼等宗教仪式。于是一些英国主教纷纷出逃，约翰王则乘此机会大肆掠取教会财产和土地收入。1207年坎特伯雷主教区的年收入已达1492镑10先令，在此后6年的教职空缺期间，教区收入悉为国王所有。其他不少教区、修道院亦难逃厄运，其中，以养羊与羊毛致富的西安派修道院被搜刮尤甚。据不完全统计，仅载于王室账本上的源于教会的收入，1209年为400镑，1210年增至3700镑，1211年则猛增至24000镑。对此，今天西方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从1207年至1213年的6年中，王室从教区获得的收入总计约为100000镑。
综上所述，约翰王的个人素质及其治国政策的选择存在很多问题，他显然没能平衡好三股政治力量的关系，进而最终导致了1215年贵族联合教会反抗的爆发。“从各个方面看，贵族反叛都与约翰王的个性和统治手法密切相关。”“在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权益冲突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约翰王也未能审时度势，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缓解矛盾、稳定大局。相反，他仍急不可待地与教会展开权力之争，使王权的力量一度受到削弱。而他仍继续推行的穷兵黩武政策，则成为贵族反叛的导火线。”
关键词: 约翰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