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玛丽一世如何沦为变革时代的牺牲品
非我族类 2017-08-15
玛丽一世
1485年，里士满伯爵埃德蒙·都铎之子亨利·都铎率领支持者从法国跨过英吉利海峡，在博思沃斯战役中一举击败了约克王朝的理查德三世，开创了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在位时期（1485-1509），对外奉行与西班牙结盟，对抗法国的战略。为此，其长子亚瑟与西班牙公主凯瑟琳）订立了婚约。1503年，二人婚后不久，亚瑟王子离奇死亡，死因不明，一说病死，一说死于毒杀。为了维持与西班牙的联盟，亨利七世让年仅12岁的次子亨利与18岁的寡嫂订婚。玛丽正是这桩彻头彻尾的政治婚约的结晶。
跌宕的早年人生
1509年，亨利八世登基，凯瑟琳加冕为英格兰王后。尽管存在较大的年龄差，但二人结婚初期并无太大罅隙，接连生育了五个孩子。但不幸的是，除玛丽公主外，其他子女全部早夭。随着凯瑟琳日益年老色衰，亨利八世拥有一位男性继承人的希望愈发渺茫。他将这一不幸归咎于这桩婚姻，认为自己受到了诅咒。他的这一看法源于《圣经·利未记》中上帝的一句话：“人若娶兄弟之妻，这本是污秽之事，……他们二人必无子女。”
在生子无望的苦闷中，亨利从年轻貌美的侍女安妮·博琳（Anne Boleyn）的怀抱中找到了情感归宿。凯瑟琳和安妮·博琳这对情敌的身上刻写着鲜明而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标志。凯瑟琳与亨利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且性格温和保守，象征着传统；安妮·博琳则与亨利自由恋爱，她活泼开朗、年轻漂亮，出身于服务国王的英国新贵族阶层，在宗教上，安妮深受大陆新教主义的影响。两位代表着新、旧时代的女性的较量，以安妮·博琳的胜出而终结。亨利与凯瑟琳离婚，凯瑟琳被幽禁。玛丽早年人生的跌宕由此开端。
1533年，博琳堂而皇之地取代凯瑟琳成为王后，玛丽的公主身份丧失了合法性。此时的她已经17岁，正进入人生最美的年华，但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从一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沦为平民，不久又成为安妮所生女儿（伊丽莎白公主）的侍女。作为一名生在帝王家的女性，玛丽是极其不幸的。她亲历了自己的母亲被父亲废黜和囚禁，在母亲抑郁而终时，她甚至无法见上最后一面。在她37岁成为女王之前，她甚至没有恋爱过，更没有婚姻。在漫长的青年岁月里，天主教信仰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早年跌宕的人生轨迹使她养成了独特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她成为女王后演变成王国的一场灾难。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离婚案还引发了远超婚姻问题本身的连锁反应——英国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当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到达罗马，充当仲裁的教皇畏于凯瑟琳外甥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势而拒绝了他。恼羞成怒的亨利撇开教皇，废黜了凯瑟琳。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他借着欧洲宗教改革的东风，宣布与罗马天主教彻底决裂，并在全国发动了清除教皇权力、没收修道院的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教皇的势力被赶出英国，标志着英国二元政治结构的终结，国王成为英吉利民族的代表和国家的至尊领袖，民族国家的创建迈出关键一步。这场离婚案由此成为英国历史新纪元的引线。在某种意义上，玛丽跌宕的命运乃是近代早期英国政治和宗教剧烈变革的产物。
血色的即位与统治
1547年，亨利八世驾崩，即便拥有六任妻子，他也没能如愿拥有一个像他本人一样健康强大的男性继承人。第三任妻子简·西摩（Jane Seymour）因难产去世，留下自小体弱多病的爱德华王子，这是亨利八世唯一合法的男性继承人。爱德华九岁时承袭大统，但没来得及亲政就在1553年一命呜呼。命运的指针终于拨转到了玛丽这边。
早在亨利八世临终前，他就对在世都铎家族成员的继承顺序做了安排，根据1544年《王位继承法》，如果爱德华六世无嗣早逝，王位将由玛丽继承，其次是伊丽莎白公主和亨利八世姐姐玛格丽特·都铎的女儿弗朗西斯·布兰登，最后是布兰登的女儿简·格雷。但是，爱德华六世在15岁临终前改变了规则，留下一份出人意料的遗嘱：他剥夺了两位异母姐姐的继承权，王位将由简·格雷继承。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怀疑，其原因在于格雷郡主此前不久刚刚成为摄政王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媳。当然，无论这一遗嘱是出于爱德华六世本人意愿，抑或是诺森伯兰公爵的阴谋，都必将引发一场激烈的政治冲突。
1553年7月10日，简·格雷在诺森伯兰的操纵下继位，同时，玛丽在萨福克的弗雷林汉姆城堡也宣布自己为女王。在国家分裂的危急时刻，作为国家权力中枢的枢密院临阵倒戈，抛弃了诺森伯兰公爵，宣布支持血统更近的玛丽，诺森伯兰公爵应声倒台。玛丽是胜利者，她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开进伦敦，走上权力的巅峰，在她心里，这是上帝对她二十年不公命运和虔诚信仰的报偿。这场政治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是她可怜的外甥女格雷郡主——一位年仅17岁的少女。她先是被关进伦敦塔，后被秘密处死，在位仅九天，史称“九日女王”。诺森伯兰和他的支持者也走上了断台头。玛丽的统治以一场血腥的政治冲突拉开了序幕。
英国没有女人不得继承王位的法律，早在12世纪，英王亨利一世的唯一女儿玛蒂尔达就差点登上王位。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女人继承王位，国家必将面临或内忧或外患的危险，正如学者尼尔所说：“她必须结婚，要么是和国内的人结婚，要么是和国外的人结婚。如果是和国内的人结婚，由于她的丈夫的权力会遭到妒忌，国家就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如果是和外国人结婚，国家又有并入另一个国家变成一个行省的危险。”人们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玛丽的继位和短暂的统治印证了这一看法。
登上王位的玛丽肆无忌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自己父母婚姻的合法性，彻底改变她二十年来“私生女”的身份。她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回报在她最痛苦卑微之时陪伴她的天主教信仰——把英格兰这艘大船重新舶回到教皇的港口。此时，距离亨利八世发动宗教改革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整整一代人生活在反教皇、反天主教的新教主义旗帜之下。因此，玛丽复辟天主教的政策使全国陷入了恐慌状态，而隐藏在英国各阶层的天主教徒开始活跃起来，逃亡在国外的天主教徒也陆续返回英国。玛丽废除了宗教改革的相关法令，又在1554年11月30日，以谦卑的忏悔向教皇的使节波尔枢机主教祈求，让英国重新回到天主教大世界。当波尔庄严地宣布赦免这个国家时，“女王无声地抽泣着，议员们互相拥抱、哭泣，口中回答‘阿门！阿门！’。”
玛丽的天主教复辟政策不仅把罗马教会势力重新引入英国，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迫害新教徒。教会中约两千名结过婚的教士（约占全国四分之一）被驱逐，数百人被送上了绞架。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这样痛斥当时的宗教迫害：“有个怀孕的妇女在烧着的柴堆上生下了孩子。几个公民出于恻隐之心，把孩子从火中救出来了。信天主教的法官又把小孩扔进火堆。听到这样的惨无人道行为，我们究竟相信自己是活在人间，还是活在那些处于备受酷刑煎熬的深渊而拼命把人类推入其中的魔鬼之间？”
宗教迫害仅仅是玛丽“血腥”统治的一个层面，她在打击政敌和镇压叛乱方面的记录同样布满“血色”。她的统治是英吉利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一段血色的插曲，使她得到了本不该安放在一位柔弱女性身上的“血腥”的名号。当然，这并不是玛丽人生的最大悲剧，她那被当时人憎恶、被后世人嘲笑的爱情和婚姻才是涂写她悲情人生的最浓重一笔。
悲剧的婚姻与死亡
1554年，玛丽和她的大臣们开始张罗起婚事。她的表兄查理五世的儿子菲利普（Felipe II）也在求婚者行列。菲利普时年27岁，他的求婚显然不是出于对这位年老、矮小、脾气古怪的表姑的爱慕。年轻的菲利普是未来哈布斯堡家族的主要继承人和西班牙王储，有着极强的权力欲，如果他成为国王，英国人普遍相信，英格兰王国有沦为西班牙行省的危险。然而，玛丽全然不顾及英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她本来只想找一位能够和她生育子嗣的配偶，但当她认准菲利普以后，却变得极端认真，像一位少女一样憧憬着爱情。在臣民普遍的反对下，她坚持要嫁给菲利普。尼尔指出：“这件婚事是她在统治期间最意气用事的行为。它严重地伤害了英国臣民偏执的岛国情绪，并激起了每一个人对英国的感情。”
结婚后，菲利普当然并不愿意与玛丽长久生活，他很快就找借口离开了英国。1554年9月，玛丽发现自己停经还伴有晨吐，以为自己怀了孕，宫廷中所有人都不敢打破玛丽天真的幻想，曲意逢迎着古怪的女王。随着玛丽预产期的临近，整个宫廷煞有介事地忙碌起来。到1555年6月，为迎接新生儿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就连向欧洲各国通报喜讯的信件都已写好，随时准备发出。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事实还是无情地揭穿了这场闹剧。短暂回到英国的菲利普带着对英国人和妻子的极端厌恶再次离开英国。失去了生儿育女的希望，又受到丈夫的冷落，玛丽真的病倒了，她卧在床上，仍旧每日祷告，然而她所侍奉的“上帝”并没有怜悯她。
菲利普在1557年3月又回到英国，他的目的当然不是出于对妻子的思念。他的目的简单而明确，即把英国卷入他对法国的战争之中。“爱令智昏”的玛丽无条件地支持了丈夫。战争让英国人流了血，而且失去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加莱。尼尔不无同情地指出：“英国流了鲜血，这鲜血是由于她的宗教狂热和对她丈夫的忠诚而流的，而这种狂热并未在人民群众的情感中引起响应。它所导致的后果，只是使玛丽最为珍惜的一切遭到覆灭。”
1558年初，玛丽生命的最后一年，她还在每日祈祷上帝的眷顾，沉浸在幻想当中，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朝气蓬勃又聪慧过人的伊丽莎白公主时，玛丽突然向臣民宣告自己怀孕的消息。然而，这一次得到的是人们的冷漠和嘲笑，大臣和民众不愿再配合女王出演一出滑稽的闹剧。带着对拥有一位继承人的无限渴望，玛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临终的病榻上，她把伊丽莎白公主叫到床前，这是她在世的唯一亲人，也是仇人的女儿。但无论如何，她已无力阻止伊丽莎白成为继任者，她唯一能做的是让伊丽莎白保证维护天主教信仰，虽然她并不相信她会那样做。1558年11月17日清晨，玛丽去世，带走了一段血色的历史和一段旷世的悲情。
在那个出身至上的时代，玛丽的身世是显赫的。她的祖父（亨利七世）是都铎王朝的开创者，父亲更是英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她的外祖父母（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夫妇）是西班牙的缔造者；她的丈夫是西班牙帝国的统治者；她的公公（查理五世，也是她的表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她本人则是英国第一位真正的女王。
然而，这身世又是不幸的，少年时代，父亲抛弃了母亲，使她成为私生女；青年时代，她孑身一人，没有爱情，在恐惧和祷告中度过；中年时期，她的丈夫憎恶她、远离她；她的臣民也不爱戴她，给她按上“血腥者”的恶名；就连她所热爱的上帝也没有怜悯她，既没有给她子嗣，也没有给她健康，让她在绝望与痛苦中死去。她似乎拥有一切，王公贵族无不垂涎；她又似乎一无所有，比普通人更可怜。她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既是这场变革的亲历者，也是这场变革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