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出版言论自由是一种人权
非我族类 2017-05-24
弥尔顿
生活在17世纪的约翰·弥尔顿从小深受浓厚的宗教文化的熏陶，看惯了国王和新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激烈冲突，频繁复杂的宗教斗争，持续不断的清教和反清教运动的对抗，培养了敢于突破旧有制度和陈腐观念的独特个性，这些都为他后来创作举世闻名的《论出版自由》奠定了基础。
写作框架及主要内容：
作者先对出版许可制进行了历史性分析和经验性批判，用不存在出版许可制的“人文主义文化”繁荣的古希腊雅典和书籍大肆被禁的政治动荡的斯巴达与罗马举例，说明出版检查实质上是“一位高明的先生用关园门来拦住乌鸦的办法”，初步论证了出版自由的重要性；
其次强调了出版自由观中的人性论，弥尔顿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要相信读者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只要心灵纯净，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人类接受理性之光的照耀有一定的过程，因此，在不同的个体那里，理性的发展程度存在着高低的差异。
接着，书本又提到了兼容并包阅读的利弊。主张如此阅读，则读者的鉴别能力就会与日俱增，才会带来更大的思想解放。如果对于好书大加禁止，不仅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正常迅速的发展，同时，对于作者本人而言，也是对其创造性的一种巨大的扼杀，同时，读者吸收知识的窗口也随之大大缩减。
该书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在批驳英国政府出版检查制度的同时，一是论述了关于“观点的自由市场”，一是关于“观点的自我修正”。
在弥尔顿看来，出版言论自由是一种人权，支持提倡出版自由是崇尚希腊古老高贵的人文主义文化的标志，取消言禁是一种理智、一种美德。而剥夺人们的这种人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既不合理，更不合法。他希望有能力的人都获得个体上对自由的最大满足，这是对个体生命的敬仰与尊重。
内容特色：
一、内容集中、思想精湛。“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在弥尔顿的眼里，检查制也好、许可制也好，一切出版管制虽然看起来威风八面，实际上却是一无是处，是限制思想自由的祸害之源。他认为，出版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二、引经据典、论证严密。作者学识渊博，雄辩滔滔，从出版许可容易扼杀好书、出版检查不能杜绝毒素传播、出版检查员并不能胜任工作、真理从不畏惧战斗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充分、深入、细致的推理。
三、语言幽默、灵活圆滑。因为是面对国会议员所做的演说，而演说内容又与他们紧密相关，作者总注意委婉陈述，尽量避其锋芒，比如作者在表达自己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时说；“现在除非培育我们的诸位议员对于纯正自由的爱已经不如往昔，否则就无法使我们在能力、知识和追求真理的热情上倒退。”这句话其实还暗含了国家现行的出版管理制度对新闻业的戕害，语言何其圆滑与技术。
四、热情洋溢、奔放自如。这点在一篇演讲稿和战斗檄文来说，非常重要，作者成功地做到了这点。文中多次出现作者慷慨激昂的陈述，比如作者在称赞真理的威力时，说“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
理论价值与局限性：
弥尔顿将出版自由思想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对理性的乐观估计成为构筑近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潮的重要支柱。在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中，第一次将出版自由与真理联系起来，突出强调了出版自由对真理的作用。其次，弥尔顿还将出版自由与人权联系起来，人权成为自由的外在形式，推动着新闻思潮内容的落实，并使其在制度层面获得保障，逐步确立了出版自由的权利观念。
西方新闻学者曾盛赞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关于出版自由的理想的最全面的论述”。在世界新闻学说史上，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更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奠定了近代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反对封建统治、争取新闻自由的锐利武器。
《论出版自由》被无数新闻学者教授奉为经典之作，也有无数新闻作品引用其中的内容，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极好的新闻传播类的书。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积极性，只感受弥尔顿呈现给我们的积极的一面，还要能看出其中不为常人所道的时代印痕和局限性。
其一，重批判，忽略了制度建设。本书主旨在于批判出版许可制，而对于具体如何确立出版自由制度，弥尔顿的认识却是肤浅的，没有提出有力的建设意见。
其二，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哪里得到，那么除开诸位仁厚宽宏而富于人道精神的政府以外就找不出更确实的来源了。”国会、政府成为弥尔顿渴求自由的最终求助对象，使他的出版自由思想染上一层政治软弱的色彩。
其三，所言的出版自由具有非民主的特征。在弥尔顿看来，出版自由应该由那些具有“节制”的“伟大的美德”的人来掌握，相反，“凡是不能自制的人，以及由于心智鲁钝或错乱而不能恰当地管理自己事物的人”，则不能享有这种出版权利。这反映出弥尔顿一定的阶级和宗教偏见。作为清教徒的弥尔顿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清教徒特有的节制伦理特征与资产阶级的本性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
其四，强调的自由具有绝对局限。弥尔顿认为出版管制不应限制任何书籍，因为人类的理性会引导他们选择正确的方向。事实上又怎么可能谁都可以避免“毒枭”的迫害呢？不是每个人的理性都能克服诱惑的。所以一定限度的管制还是有必要的，这与作者观点相左，他强调的是一种绝对自由，是一种无支配的、政府不应干涉的、强调个人独立选择精神的个人自由。
出版自由在中国
我们寄予“出版自由”太多热烈的期望，审视现实却又不免失落。将其放入当下中国的大生态中发觉：政治传统、人口素质和外界的威胁，使“出版自由”在中国的发展步履维艰。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对言论的禁锢古已有之。在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里，“以民为本”的呼号，其光芒从未盛过“官本位”的权威。时至今日，悠久古老的传统意识仍不曾灰飞烟灭，我们面临着被传统缚住手脚的隐忧。因为那古老的传统，因为那稳中求胜的政治崇尚，我们的言论必须经过层层洗洁，道道把关，耳中只允许一种声音，眼前只能有一种景象，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对于一件小事的嬉笑怒骂也成为“非法”，粉饰的太平一经磨难便不堪一击。
个例，也许这些都是个例吧，毕竟我们现在的生活确实是越来越好的，社会是越来越向前发展的。但是“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有问题了，就需要直面，视而不见终究会拖住整个自由体系的后腿。
今天的中国，后起之秀博客和微博，以及诸多通过其它新媒介新平台实现出版的方式，似乎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实出版的不足。虽然网络发表依然有其审核规范，但事后性的特点已经为非主流意见进入大众传播提供了契机。或许网络的兴起正带给中国“出版自由”时代新机，而由网络“出版自由”领头，带领整个自由体系向前迈进已经指日可待了。
正如弥尔顿所坚信的，真理会像火花一样，溅落到每一个试图扑灭它的人脸上。发展征途上，颠覆的力量不可避免，但我们主宰的前进的历史必然会冲破颠覆，破土而出。“出版自由”的道路崎岖异常，然而我们“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