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相同点 托尔斯泰为何看不起莎士比亚？
山南慕北 2016-05-20
莎士比亚与关汉卿的相同点
关汉卿与莎士比亚贡献相似：关汉卿是中国的戏剧家，生活在金末元初，大约1220-1300年间，其作品关注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特别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可以称为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关汉卿的作品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在任何年代都具有现实意义，其作品被翻译成为各国文字，在世界上广为传颂，关汉卿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重要的作家、戏剧家和诗人，其作品也关注着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早期作品比较明快，但是随着英国社会社会矛盾的加剧，莎士比亚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作品开始变得沉重郁闷，写出了著名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作品，被称为戏剧史上的四大悲剧家之一。
关汉卿与莎士比亚的经历相似：关汉卿与莎士比亚都是自己所在国家的文学巨匠，二人不仅仅是本国的同时也是蜚声世界的戏剧家，同时又都以悲剧作品最著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具有一定相似性，同时本人的经历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关汉卿与莎士比亚都是出身社会的底层，唯一不同的是，关汉卿一生潦倒，而莎士比亚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上流社会的认可，并且也获得了不菲的财富。所以莎士比亚的眼界要比关汉卿更加的广阔，这也是其世界性的作品更多的缘故。
再一点两者的相似之处是二人都同时拥有一个贤内助，关汉卿的妻子不仅仅是关汉卿帮关汉卿打理着家里的一切更是关汉卿事业的帮手，关汉卿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家。莎士比亚也拥有一个贤内助，帮助莎士比亚打理好家里的一切，使得莎士比亚可以在外面没有后顾之忧。
如果要为上面的叙述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关汉卿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是实至名归的。
托尔斯泰为何看不起莎士比亚？
我们这一代的阅读史，就是一个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批判史，但在我的记忆中，即使在前苏联号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莎士比亚，即使在文革中将全部世界文学都打倒的时候，也没有人写过文章批判莎士比亚。
然而，有一个作家就敢站出来狠批莎士比亚，他就是托尔斯泰，世界文学星图上另一颗耀眼的巨星。也只有他有这个资格，把莎士比亚贬得一钱不值。在他75岁高龄写的一篇文章中，他直言莎士比亚的剧作毫无是处，琐碎浅薄，东拉西扯。莎士比亚的思想是混乱的，人物性格是不连贯的，情节是不合逻辑的，人物语言也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总之，莎士比亚既没有刻划人物性格的能力，也没有写对白的能力。
最让托尔斯泰鄙夷的是，莎士比亚对人生采取的是看透一切的态度，没有值得一提的思想或信念，不讲道德和世界观，将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视作天经地义。托尔斯泰搞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喜欢莎士比亚?他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人都被欺骗了!
托尔斯泰是个关心社会的人，所以他批评莎士比亚不关心社会问题，但他的此番言论却遭到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反驳。如所周知，写出《1984》的奥威尔是一个更加关心政治的作家，唯其如此，他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当比托斯泰理解得更准确。奥威尔承认，按照托尔斯泰自身的逻辑，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亚的确不讲情节的一贯性，他的人物就像大多数英国人，“虽然有行为准则却没有世界观”。
奥威尔这句话深刻表明了英国人的性格与其政治文明的关系，他觉得没有世界观的英国人没有什么不好。正如英国学者赫斯勒特所言：“我们都是哈姆莱特。”但这种性格却成了托尔斯泰最反感莎士比亚的地方，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表，他强调世界观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莎士比亚却总是对一切都兴致盎然，在托尔斯泰眼里，这是“一种对实际生活过程感到谈不上愉快而只是兴趣的倾向”。言下之意，莎士比亚不可能写出生活的本来面目。从他们的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与俄国采取的不同的历史道路。
这里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伟大文学作品的标准?
托尔斯泰采用的文学标准是真诚和真实，厌恶庸俗，这也是他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标准。比如，在《伊里奇之死》中，伊里奇这个人物就活得不真实，所以他痛苦，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在英国人看来，自然就是真实。如诗人约翰生称，莎士比亚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他认识到有节制的情欲会导致幸福，而过度的情欲会导致灾难，其人物都是受这些具有普遍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震动各种人的心灵。
另一位性格接近盎格鲁理性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说，他只想和莎士比亚生活在一起，莎士比亚是个美妙的万花筒，没有比他的人物更自然的了，他写的是“自然的真实”。的确，莎士比亚对生活多样化的同情，恰恰是出于高贵的情怀。他的剧作并非没有中心主题，如《麦克白》写野心，《奥赛罗》写嫉妒，《李尔王》写权欲和背叛，《哈姆莱特》写思想与行动的关系。
换言之，莎士比亚的剧作表现的都是普遍的人性，如慷慨或贪婪、英勇或怯懦、诚实或狡狯、节制或野心。就此而言，一个读过并思考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会庸俗到哪里去。
这个颇有意思的争议其实也显示了时代的价值观念变化，莎士比亚时代的幸福、美德、力量、智慧等价值标准，随着浪漫主义潮流的兴起，变成了动机、真诚和心灵纯洁，由此造成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如果说，莎士比亚是通过快乐来告诉世人什么是真善美，而托尔斯泰则不是这样，他是俄罗斯的弥赛亚情节与西欧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要通过痛苦来告诫世人什么是真善美。
自从席勒提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后，文学家就可以大致分成两类。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一种文学家是只对一个中心思想感兴趣的刺猬，另一种文学家是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的狐狸。托尔斯泰是前者，莎士比亚则是后者。用歌德的话说，莎士比亚告诉人们：“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只是善的另外一个面，对善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与之构成一个整体，如同热带要炎热，拉伯兰要上冻，以致产生了一个温暖的地带一样。”
波兰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有一个更明晰的划分，他认为欧洲观念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一种是牧师思维，认为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原因;另一种是弄臣思维，对一切终极原则都表示怀疑。托尔斯泰是牧师，莎士比亚则是弄臣。在经历了牧师的绝对思维控制之后，弄臣的怀疑与反讽曾成为前东欧的文学主流。而在西欧，后现代作品表现得同样是终极价值世界崩塌后的自我嘲讽。
也许，在对存在的根本看法上，世界文学正在从托尔斯泰回归莎士比亚。
由此看来，哈姆莱特的犹豫就不是性格上的弱点了，既不是歌德所说：“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也不是柯勒律治所说，过多的“精力全花费在作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而是哈姆莱特面对一个人类的永恒问题产生了怀疑：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是否只是善的另外一面，对善的存在不可缺少?
记得少年时读到田汉的话剧，其中一个人物引用了哈姆莱特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心里就有一种震动，隐约感到其中包含了生命中的全部疑问和选择。后来读到朱生豪的译本，这句话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显然，朱先生只是译出了这句话的部分意思。这个翻译例子不过是再次表明了莎士比亚这句话的真确性：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莱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