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是国际
护士节,是以护士
南丁格尔的生日而定,她以“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病人、做好治病救人工作。
到南丁格尔的别称,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提灯女士”(Lady with the Lamp)。在
克里米亚战争中,她手持油灯巡视英军设在伊斯坦布尔的斯库塔里(Scutari)军医院病房,无微不至地关照伤兵,依靠严格的管理有效降低了伤病员死亡率,从而赢得了这一不朽称呼。战争结束时,人们甚至将她描绘为手执油灯与柳叶刀的不列颠尼亚女神。
然而进入21世纪,一些不算友善乃至令人发指的词汇开始与她的名字一同出现在传媒上。2001年上映的BBC纪录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铁姑娘》(Florence Nightingale: Iron Maiden)将她描述成“擅长操纵他人、神经质的、性压抑的女人”——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男性视角中的女强人印象!片中甚至声称正是因为她“才让成百上千的士兵无辜死去”。而在2008年,BBC声称据其书信与私人日记改编的另一部纪录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则以看似温柔、理解的笔调徐徐抛出观点:“对她照管下数以千计的人们而言,这位圣洁的护士是死亡之吻。”
这些可能令医护人士倍感不适的词句,倘若穷究根底,能够追溯到1998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著作——《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复仇天使》(Florence Nightingale, Avenging Angel)。令人惊讶的是,该书作者休·斯
莫尔(Hugh Small)事实上对南丁格尔秉持着相当正面的看法。“复仇天使”一名事实上并非贬义,它描绘了这位战争结束时仅有36岁的女士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人际关系与实干能力,在其后五十余年里以近乎死硬的顽强向草菅人命的医疗卫生体系乃至英国政府“复仇”。今年四月,在刊登于《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斯莫尔表示:“(南丁格尔制作的)玫瑰统计图引领了卫生水平的提高,将英国预期寿命提升了二十年,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这两种观点相去何其遥远。
争议源于斯莫尔摘引的斯库塔里医院史料,它们颇有说服力地表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军设立的军医院里,南丁格尔掌管的这座虽然僻处后方,死亡率却长期高居榜首。由于军务部门选址时的玩忽职守,这座医院的公共卫生状况非常糟糕,排水问题尤其恶劣。因此,就算南丁格尔尽己所能,动用一切资源让医院变得更加干净、整洁、温情,在她新官上任的几个月里(其职务对应军衔在少校至上校之间),死亡率不降反升。她于1854年11月抵达时,该院死亡率仅为8%,到了次年2月,死亡率竟骤然蹿升至50%左右!甚至连并未受伤的病人也大量死亡——在此期间,南丁格尔却听信旁人误导,认为这是士兵缺乏营养所致。尽管她的学识远远优于多数政界人物,在公共卫生知识上却依然有所欠缺。此后,在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下,排水设施得以改善,死亡率最终降至1%以下。
由于这一教训,南丁格尔日后很少主动提及斯库塔里医院旧事(警示世人的玫瑰图是个典型例外),同时也非常重视公共卫生问题。可以说,斯莫尔在书中对南丁格尔表现出了“同情之理解”。然而在通俗历史盛行的当代,若干写手如食腐兽般闻臭而至,断章取义乃至故意歪曲,最终竟从“复仇女神”偏移到“死亡之吻”之类的谰言。
“他们的床更好,他们的安排更有序。通风状况非常好,据我们所知,这里不缺乏任何东西。一些较为危重的伤员主要由仁爱修女会(Sisters of Charity)看护……这些优秀妇女的勇气、活力与耐心超出一切褒扬之辞。在(英军的)斯库塔里,一切无趣而沉寂,冷漠和可怕这样的形容词似乎都美化了那里的状况。而在这里,我看到的是生机与活力。”
事实上,法军不仅在战地急救、医疗组织上优于英军,在护理上也取得了领先。依靠天主教会圣樊尚?德?保罗(St. Vincent de Paul)慈善女子修会的有序组织,相当数量的优秀女护士在法军中服务。追根溯源,南丁格尔之所以能够开拓英国女子护理事业,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她在游学欧陆期间曾学习女子修会的护理组织方式。
俄国女护士在克里米亚的表现也相当出色。以圣十字慈善姊妹会(Крестовоздвиженская община сестёр милосердия)和塞瓦斯托波尔驻军家属为代表,诸多俄国妇女勇敢地参加了战地救护。
“俄国的南丁格尔”叶卡捷琳娜·巴枯宁娜(Екатерина Бакунина,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堂姐)写道:“我读到法国女护士们前往军医院,南丁格尔小姐和若干女士、修女随后也前往英军医院。至于我们呢,难道我们一定要坐下来,什么都不做?”
鉴于南丁格尔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的偶像,陆军部、印度事务部、驻印政府的负责人都不敢小看她的影响力。在20多名负责印度公共卫生事务的主要官员中,她的看法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驻印政府给出的最终回答是:在描述印度农村的恶劣卫生状况对人口健康的危害时,南丁格尔的备忘录“使用了夸张的语言”;印度农村的高死亡率更多是由于“人口的种族构成”,所以人居环境的变化未必能有效地预防疾病,发展经济的优先级远远高于改善卫生条件。南丁格尔对此的答复相当无力,年近八旬的她似乎意识到,在这个前行速度越来越快的世界里,自己的所思所为已经变得无足轻重。
南丁格尔在科学认识上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霍乱的现代实验研究的发展,对改善农村卫生条件的呼吁也没能争取到足够的重视。此后数十年里,霍乱像噩梦般缠绕着英属印度,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对这位极富道德感与责任感、却受困于名望的女性而言,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黯淡的结局。
南丁格尔一生中的第一场和最后一场“硬仗”,都同英帝国在全球的扩张息息相关。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帝国扩张进程中应运而生的“偶像”,南丁格尔这个名字的象征意蕴早已超出了她本身。所以她会被置于“众声喧哗”(性别、阶层、医疗、殖民……)的历史语境中,自不同角度、在不同时代被反复评说,有些关注点或许连她自己看到,都要苦笑摇头。
南丁格尔的重要功绩,可能不在于具体拯救了多少伤兵的生命,而在于开风气之先,提高了护士的社会地位、让更多中高阶层的女性积极参加这项工作。此前由于人身安全和尊严缺乏保障,若无教会介入,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社会声望的家庭大多对让女儿从事医护工作持反对、犹疑的态度。在她不遗余力的推动下,不管是在海外战场还是英国国内,医护人员(特别是女性)的素质都有了明显进步,这不光改善了病人的处境、整体医疗状况,还给以后的历史发展打下了基础。
对她突破时代局限做到了的事情,敬佩而激赏;对她由于时代局限没能做到的事情,批评却体谅——或许这就是近200年后,我们对这位“提灯女士”或“复仇天使”比较公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