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代的性观念性文化
非我族类 2018-03-01
处女价值观
在世界各国，因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对“处女”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在有“处女信仰”的国度里，男性对处女重视、期待、喜欢、追求、尊重。近世以来日本的处女文化，与许多国家有所不同，处女价值观并非像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国家那样苛刻。古代罗马的巫女和修女必须是处女，他们认为处女的体内蕴藏着神圣的力量，而非处女的力量则已经失去和玷污，不再神圣。古代文明甚至选择处女，用做祈祷众神、恶魔、诅咒、消灾灭祸的祭品，虔诚地相信她们具有神圣的力量，古代的西方人因此把处女视为神圣。基督教不但强调处女的纯洁，甚至男女性交的体位也被规范到“神许可的体位”，否则会视为大逆不道。
日本江户时代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在很多村落普遍流行婚前“夜这”（破处）的风习。12~16岁前后的女子，若要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女人，必须经过“破处”的洗礼。据福冈县藩的史料记载，如果适龄女子在婚前没有被男子破处，会被村民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女儿的父亲为女儿周旋，请求邻村的小伙来自己家里过夜。接受诚恳邀请的青年来到本村，和本村男青年集聚在女孩家门前，敲开家门大声宣言“破处”行事。在女孩父亲的承诺下，一位男青年进入女孩的闺房过夜，施破处之礼。此后，女孩会与村里诸多男子保持性关系，数年后女孩作为成熟女人可以顺利出嫁了。江户时代的都市，贵族女性和庶民女性以及同阶层的男性，甚至不存在处女至上、问题重大的价值观。在人们眼里“处女”只是“新钵”的概念，男人只是对新品充满好奇心而珍重，男女并不刻意严守。近代的“破处”、“失贞”之事，在武家和公家高等身份阶层的人群中，曾经被视为重大的行为，他们将女性的纯洁看得很重要。但是“失贞”远比“破处”问题更严重，因为妻子的纯洁是武士的体面。
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西洋国家的女性价值观进入了日本社会，深刻影响了日本人对女性贞操价值观的思考。明治维新时期的女思想家与谢野晶子在《我的贞操观》、《贞操的尊贵高于道德之上》、《女子和贞操观念》的论述中，宣扬尊重女性“贞操”和“处女性”的思想，主张世界上的男性不论国籍、人种，都有希望结婚的女性是处女的文化，这是男性本能的自然表现。男性对结婚对象是处女的要求，是男性原始存在的本能。婚前已不是处女的女性，不利于结婚和婚后生活，是婚姻失败的要因。明治时期，日本都市中的女性开始接受西洋文明，将严守婚前处女身份，看作是良家女的重要象征。处女身份不再是男性对“新钵”好奇心的珍重，而是深化为“神圣”、“纯洁”的价值观立场。在维护女性纯洁的社会风潮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开始形成，影响了整个明治的时代。然而农村偏远地区的“处女观”没有受到西洋文化的深刻影响，各地传承的习俗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
日本人的贞操观
明治时代人们对男女贞操价值观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男性贞操价值观认为“失去贞操应该选择死，是女性的美德”；而女性贞操价值观的心理，则认为“生命比贞操更为重要”。围绕东西方文明对“性”的认识，日本人与西洋人有过毫不隐讳的对白。西洋人说：“日本人是猥亵文化的民族。”“日本人享乐生活的现实中，充满了率直的按捺不住的肉欲，是人间道德的堕落。”“日本人沉溺在官能享乐的温巢，他们放荡的、非道德的、不贞的、无羞耻心的人格特性，在堕落自己的民族。”对此，日本人反驳道：“羞耻心是日本人存在的道德价值，日本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准则。如果批评官能的享乐和恶德的肉欲，那么基督教徒从诞生的摇篮到死亡的墓穴，一生伴随着古朽的宗教，性本能的欲求被禁锢在形而上学枯燥的教条中煎熬。而日本人崇尚神道，一生欢愉在神赋予的自由天堂。男子可以自由买妓嫖娼，女子能运用自己的魅力从娼营妓，她们的职业得到社会的尊重。日本人的性观念是独立道德规范下的开明文化。”
日本人传统的猥亵文化和贞操价值观，受到西洋文化的批评。当锁国之门被打开，日本人接触到世界文明，亲眼看到西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男人们对女人贞操的尊重。西洋的贞操文化，开始影响岛国人固有的传统观念。基督教向岛国人传布西方人的伦理观，告诫人们对“贞操”的态度，主张“相爱结婚后才性交，禁止婚后和配偶以外的人不伦”。在西洋贞操伦理观袭来的同时，明治政府开始全面推行儒教道德观。政府制定的民法采取了支持西洋社会贞操价值观的政策。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度、同时引入东西方新文化的伦理观，引导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接受和认同了两种观念交织混合形成的新时代贞操观念。
性文化风俗
日本人的性风俗曾经让初登岛国的西洋人惊叹，传教士曾经留下轻蔑鄙视的感想，“大街上妇人们不掩盖自己的前胸，步行中会露出腿臀。男人们的前部仅掩盖半面，堂而皇之地行走在街上。”“日本是我所见异教国中最淫靡之国。”“由于日本人的和服轻快宽大，里面没有内衣，平常就赤裸地套在身体上，很容易露出身体。”从西洋人文明的视角来看，日本是野蛮的未开化土族，需要接受文明世界的文化洗礼，才能成为文明的国家。
日本传统的“性”自由化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受到政府的全面干涉。为了给西洋人留下文明社会的良好印象，明治四年（1871）政府发布《裸体禁止令》，严厉取缔裸体风俗。明治五年（1872）东京府实施《违式注违条例》，禁止室外裸体暴露和贩卖淫秽物。条例公布后给警察带来了繁重的任务，到处强制撤去店铺和民家悬挂的、象征男性器的“金精神”偶像。政府的反对意见认为：“如果说不能裸脱暴露肌体，那么尊贵的释迦牟尼的裸肌，又该如何解释呢？”“日本人的裸体和性，没有直接的联系，暴露身体并非企图唤起性的兴奋。”公开为本国裸露文化辩护。日本人无顾忌的裸露文化成为外国人好奇和轻蔑的对象，使日本人萌发出对裸体的羞耻心，裸体观开始发生变化。从1869年至1875年，政府连续发布《混浴禁止令》，禁止年龄12岁以上的男女混浴。
性风俗产业
庆长八年（1603），德川家康作为征夷大将军，率部进入江户城，在江户设立了德川幕府。德川家康把江户作为幕府权力机构的大本营，全面规划城市建设，区划市民住宅区，开辟新型市街道路，填补洼地海边，使关东平原这座人烟稀少的小城，迅速出现繁荣景象。随着江户政治、经济、人口的飞跃，市民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得到充分满足。市民对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高，游女群体不断增多，色情业顺势兴旺起来。迅速增加的游女屋，相互间不断出现竞争恶斗，引起业界秩序的混乱。游女屋主们联名向幕府请愿，希望建立统一规划的倾城游廓。幕府也意识到，江户经济日益繁荣，设立集中管理的倾城游廓，对江户的繁荣发展，确保江户都市风纪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加上随同地方大名参勤江户的大量武士，日常性欲处理亦不可欠。
德川家康虽然已经平定天下，却对全国四百多大名的势力耿耿于怀。为防患反幕势力，削弱大名财政，弱化诸藩实力，家康向全国各地大名发出幕府行政施策，制定大名参勤交代、人质提供、一国一城、政治结缘、镇压异教、扶植儒教、禁止百姓奢侈浪费等政令。家康决定继承和完善丰臣秀吉推行的游廓政策，在江户建立幕府直接保护下的公娼游廓。规定地方大名参勤的随从武士，不得偕妻带妾进入江户。游廓为他们准备特定的欢乐场所，让藩人放荡挥霍，达到意志萎靡、钱财荡尽的目的。
新游廓土地面积略呈长方形，长幅建房一百三十五间，宽幅建房一百八十间，中央大道两侧效仿中国唐代花街种植青柳花竹。新吉原游廓的外围开掘宽约九米的护城沟，把游廓和外界隔离开来，犹如封闭的世外桃源。街巷各处分布茶屋、杂货屋、面屋、米屋、烟草屋、榻榻米屋、青果屋、鱼屋等各种类型的店铺，倾城花街五脏俱全，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生活体系。游廓内妓楼鳞次栉比，街巷纵横交错气势宏大，远远超过京都岛原游廓和大阪新町游廓的规模，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性娱乐场所和华贵的社交场所。
在游廓的腐蚀诱惑下，诸多大名堕落衰亡。从德川建府至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晚年，就有七十余家大名富豪，断送了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石的家财。其中有荒废良田五万石，舍弃家眷、财物、名利，终日厮混在游廓的大名。有不惜名禄前程，与游女殉情自尽的富商、武士。甚至有为赎游女为妻，不听家老劝告杀害妻儿的富豪。大名、武士、富豪的放纵豪游，达到了德川幕府诱导反逆势力，沉溺酒色荡尽家财，丧失政治野心的战略目的。宝历年间（1751~1764），随着吉原游廓富裕阶层的游客日渐稀少，游廓经营开始转向普通平民阶层，向单纯肉欲形态发展，吉原游廓再度出现繁荣局面。当时，江户人三大娱乐文化风俗中，日有戏剧千两、鱼岸千两、吉原千两的消费比例，人间肉欲买卖的消费达到三成以上。弘化二年（1845），吉原游廓臻于极盛，游女数量达到近七千人规模。
明治时代，江户的性风俗产业遗留了下来。政界、财界的社交场所，逐渐脱离较为偏僻的吉原游廓，转向以东京为中心的艺者町（花街），吉原游廓的客流量日益减少，当年的繁荣盛况一去不返。游廓娼街的游女，多是日本东北地区贫苦农家的女子，以年季奉公的契约形式进入妓楼从业。年季奉公是游女在约定的年度或季度雇佣劳动之意，对妓楼来说就是在契约期间内雇用女子卖身的意思。当贫民家无法清偿债务时，幕府允许债务人把女儿送进游廓，通过游女年季奉公的方式，用娼卖劳动的收入抵债。女儿入廓时向楼主预支卖身金，家老（父母）把女儿卖身金拿去清偿债务，以后女儿在妓楼内年季奉公偿还预支的卖身金。江户时期游女年季奉公制度，实际上是人身买卖的变相做法。而明治初期继承了江户时期年季奉公的卖身契约形式，继续维持游廓娼街的存在。
1872年7月，一艘从澳门开往秘鲁的秘鲁籍船“玛利亚卢斯”号在寄港横滨时，一名跳海逃跑的清国人被英国军舰救助。警方由此在船内发现231名偷渡的清国人奴隶，“奴隶运输船”事件随之被曝光，英国政府立即要求日本政府救助船上的清国人。当时日本与秘鲁间没有外交关系，但出于人道主义和主权独立的立场，日本下达了禁止玛利亚卢斯号出航的命令，营救了全部清国奴隶。玛利亚卢斯号事件曝光后，日本起诉秘鲁船长秘密运输奴隶罪。船长不服起诉，辩称运输行为是在履行“移民合同”，并无违反人道行为。裁判官指出所谓“移民合同”的内容是属于违反人道的奴隶合同，驳回了船长的说辞。船长则反击指责日本人没有资格冠冕堂皇地高谈奴隶论，日本国自己就存在严重的奴隶买卖事情。日本公然在海内外从事娼妓人身买卖，事实上就是承认娼妓奴隶的有效性。事实上在同一时期，欧美各国已经在批判日本的“人身买卖”、“奴隶制度”，指责日本是野蛮国家，没有资格和西方各国谈论取消不平等条约。事件让日本政府陷入被动。迫于国际压力，同年10月日本政府颁布了《艺娼妓解放令》。可是，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帮扶措施，解放的妓女在生活上无法自立，重操旧业者不在少数。《艺娼妓解放令》发布以后，娼业改成了“贷座敷”的经营形式，由警察监督管理。人身买卖的娼业摇身一变，事实上成为一种公娼制度。
1876年，内务省警视厅制定卖春罚则，取缔私娼；1877年，东京游女屋达到370家，引手茶屋232家，娼妓总数2756人。1879年，鹿儿岛县士族向县令请愿，请求向海外输出娼妓。1884年内务省统计报告，全国公娼合计37,083人。1900年，内务省颁布“娼妓取缔规则44号法令”，正式承认国有公娼制度，由政府统一管辖。1907年，日本娼女大规模远赴南洋，在当地出现密集型日本人娼街，娼妓总数约达二至三万。
明治时代以降，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废娼运动在日本各地展开，1880年，世界废娼联合会向日本政府发出废止公娼劝告。1890年，日本全国废娼同盟会成立。政府推进的公娼制度开始动摇。
江户时代幕府坚持推行游惰政策的性风俗产业，使封建武士制度下的公娼制度，在日本历史上延续了近三百年，对日本民族的性意识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一种传承文化，明治时代的日本性风俗产业维持了现状。但在西洋文明的监督、政府的规制、国内人权运动的背景下，娼业逐渐走向衰退。然而，在游廓娼街人群集中的特殊风俗场里，庞大娼女人口和社会各阶层的人云集一方，身份和文化水平相差悬殊，千差万别的人际关系相互维系并存，在各自交换所需的背景下安定了社会，被人类学者、社会学者视为人类社会关系学上的奇迹。
本文摘自《明治维新的国度》，有删节。
关键词: 明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