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的悲剧人生是如何造成的：征韩论并非根本原因
非我族类 2018-02-02
一
众所周知，作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西乡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同被称为“维新三杰”，但西乡一生多舛，前期备受磨难为推翻幕府，实现明治维新东奔西走，实现江户“无血开城”，之后为平定幕府残余，作为实际的统帅，在推到幕府的“戊辰战争”中立下万世不易之功。但“征韩论”被拒之后，愤而下野，开设私人学校专心致力于教育，无奈卷入青年学生的叛乱中，最后兵败自杀。
自明治22年起至今，西乡在日本屡被提及，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准备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为做战争宣传日本统治者恢复了西乡的名誉，追赠正三位；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政府奉其为战神，大量出版西乡的传记和著作；从日俄战争至吞并朝鲜期间，政府将其誉为“大陆治理宏图”的“万世英雄”，出版了有关“征韩论”的回忆录和西乡的遗稿；1937年前后，为了鼓动全民积极投身于对外侵略战争中去，政府出版了《西乡隆盛全集》三大卷，还发行了有关西乡的专刊；战后，因战争的失败而遭受巨大打击的日本人对西乡的评论出现了分歧，有人鉴于败仗导致日本遭受美国管制的耻辱，称之为军阀的代表、为国贼，而也有部分人则尊西乡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家。上述不难看出，有关西乡的评论多是政府行为，且为了政治利益而把西乡标榜出来，这对西乡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悲哀。这些姑且不论，其评价的两分之处却是毋庸置疑的。
纵观西乡的一生，其转折点应归为与这样几个关键词紧密相连：明治维新、征韩论、西南战役。明治维新带给他的是赫赫战功和一身荣耀，后面的则是满眼凄凉，备受争议。且不难发现对西乡的评价却是与后面的“征韩论”及西南战役紧密相连的，这对于一位伟大的人物而言，无疑是一种悲哀。
二
明治维新以后，政府积极调整内政外交政策，废藩置县获得成功、内政问题渐入正轨，此时外交问题就突显出来，其中之一就是对朝问题。当时朝鲜为李氏王朝，对欧美各国采取锁国政策，与日本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所处社会阶段及国家发展方策的不同而关系处于冷淡期，而且对于日本的建交提议予以拒绝，甚至禁止韩妓接待日客，并厉兵秣马以备日本。如此举动引起早已对朝鲜觊觎的士族的不满，“惩治朝鲜”的论调在当时广为流传，由此引发“征韩论”的问题。
当时，由于西乡在倒幕运动中的卓越贡献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明治政府的参议，在岩仓外交使团出发后成为当时留守政府的首席参议，参与制定了影响日本后世的很多政策。围绕上述的朝鲜状况，当时的留守政府进行了多次议论。参议板垣退助进言道“应该使朝鲜开国，即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辞”。西乡也如此考虑，他说“首先我赴朝鲜进行交涉。如果对方不予答应，就出兵强制其开国。”对于西乡的意见，参议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等人都表示赞同，暂定等外交使团回国即予以实行。但是，当岩仓使团回国后，以参议人数不整所定决议不算及担心西乡安全为理由，拒绝西乡的提议，经过多次争论无效之后，西乡愤而提出辞呈，宣布下野。其实大久保等人未必没有心怀征韩之意，只是在考察过西方国家的发展现状之后认为先安内政为上，且拒绝西乡的理由竟然以参议人数不全而不能决，照此说来出访期间的其他政策倒是也可以废除了的，以西乡之性格断然不能忍受如此侮辱，下野也是意料之事。
因为“征韩论”受到明治政府实权派的排挤后，西乡愤而提出辞职，回到故乡鹿儿岛以税收、学费、和个人的俸禄成立了“私学校”，并广设分校，奉“道同义协”、“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扬忠君爱民思想和武士精神，并向学生传授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文化知识，并介绍西方文明。一时间藩政搞得风生水起，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同时也引起了当局的不安。加上明治新政引起士族的不满，为了巩固政局政府希望西乡出面安抚，先后两次派人劝说西乡重新参与内阁，被西乡拒绝。大久保政府考虑到政局安稳，为防不测决定将鹿儿岛的矶、草牟田和樱岛三个仓库内的武器、弹药转运到大阪，此举大大刺激了青年学生和萨摩士族，1877年1月11日夜，萨摩士族军乘机攻占了陆军省所属火药库、兵工厂和造船所，并夺取了武器弹药，并以“中原事件”为契机，发动了西南战役。
三
维新革命胜利后，明治政府首脑们迈开双脚走出国门“求知识于世界”，去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探求建设近代国家的新方略。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理念，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极大进步。但反观充当了倒幕运动主体的下级武士，由于思维的僵化和以往地位身份观念的约束，对新兴的制度观念极不适应，“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想要巴结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并且大久保政权推行近代化政策，采取一系列剥夺士族政治经济特权的措施。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使士族开始丧失垄断军事的特权。1876年3月又颁布“废刀令”，这标志着士族的荣誉和特权“武士之魂”被剥夺了。接着废除士族的财产特权，1876年8月，政府颁布发行货币体禄公债证书的条例，从而取消了用现金支付士族佯禄，改用公债代替。这就加速了士族分化的过程，其中少数士族上升为官吏、地主和资本家，而绝大多数则变成了工资劳动者。本来维新革命以后，广大下级武士以倒幕运动的功臣自居，指望在“登用人才”政策下，保证他们在日身分特权的利益，在新社会中攫取高官厚禄。但随着大久保政权资产阶级改革的深入发展，士族的美梦完全化为泡影，于是士族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尤其是在倒幕运动的战火硝烟中，跟随倒幕派领袖们推翻幕府的强藩士族，对大久保政权实行的剥夺政策，表现出加疯狂的不满情绪。
另外，新政府规定平民可骑马，可与武士通婚，并颁布“断发脱刀令”，以发债券赎买的方式，逐渐取消武士的特权。那些高级武士得到了爵位，成为仅次于皇族的“华族”，下级武士则什么也没有，甚至沦为一般平民都不如的浪人，普遍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这些状况极大的引起了向来思维方式比较极端的武士们的不满，使新政府面临着挑战。1871年11月，岩仓具视政府考察团，开始出访美欧12国，考察和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考察团出国期间，明治政府以三条实美、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组成“留守内阁”。这个内阁的实权是掌握在代理大藏卿西乡隆盛的手里，他作为中下层武士的代表，深切了解他们的疾苦，但他又深知西化是大势所趋，如何在保证倒幕运动的成果得以保全的情况下排除中下层武士的不满，一直在困扰西乡。
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西乡隆盛政治处于生涯的高峰时期，在政治上暂时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西乡的政治纲领，集中反映在其名著《南洲翁遗训》一书，其中写道：“政治的大体，在于兴文、振武、励农”，“其他百事，皆以此三项为据。”在“留守内阁”执政期间，西乡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政治纲领，沿着明治政府既定的路线向前走了一段路程。但西乡隆盛始终是出身于下级武士，他一直呆留在日本国内，没有经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洗礼，因此始终未能跳出武士的世界观。1873年春夏之交，鸟尾小弥太少将曾向西乡建议废除征兵，用武士代替，以士族专政的方式在全国施行“武政”。西乡对此建议表示赞成，此举也证明了西乡的想法。当面对着曾经充满荣光的武士如今却处于如此潦倒的境地时，西乡觉得自己有义务为他们寻找一条生存的道路，但是又要保证明治维新的胜利成果不能遭到破坏。他不具有板垣退助那样的思想，没有意识到利用政党的力量为其争取利益，所以此时的最好选择就是征韩，但大久保等实权派认为此时日本当以内部发展为要务，拒绝此时征韩，西乡也因此下野。
四
西乡下野之后，致力于私学校的建设，并未想在政治上再有所作为，其原因大约在于西乡自己也许明白，武士的光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自己虽有心而力不足，征韩之事被否决已经可以看得出政府的决心，与其这样不如不闻不视，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提供力量，给落伍士族一些出路。但西乡没有料到的是武士废刀令与家禄制度的终止，引来各地武士极大的反弹，熊本有“神风连之乱”，福冈与山口则有“秋月之乱”和“荻之乱”。鹿儿岛的萨摩藩本来民气就刚勇，藩士们特立独行惯了自然更受不得这样的委屈。他们不交税，不接受文部省所颁学制，更不行废刀令，相反，带刀聚酒，拥兵自重。待遭到政府的忌惮与辖制，不免群情汹汹，暗生反意。此时藩内的政治已非政府可以节制，诸如滥发军票等举措所造成的混乱更让政府无法收拾。人人都看得明白，那里的反叛已不可避免。很决，随岛上兵工厂被收归陆军部，萨摩人找到了起兵的借口。他们酝酿的结果是，公推西乡为领袖，与政府军一战。其实萨摩藩的反叛除了民风使然之外，对新政的不满和对西乡的期也是很强的支撑力量，那时的西乡，并无反意，当这边萨摩藩士预谋反叛，他正在大喂半岛的小根占打猎。待接获消息，不禁一声长叹。能忍心看着自己的子弟暴走而不怀“但以此身付众尤”的心情吗?他明白，自己的决定只能是一个武士的决定，自己必须与武士兄弟站在一起。对于西乡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但也绝对可以理解。就这样，他匆匆召集四万多人，在一个五十年未遇的大雪天，发动了反政府的浩大叛乱，这就是著名的“西南战争”，也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场内战。正是这场战争，将他彻底毁灭。
五
综上可知，无论是西乡的“征韩论”提出，或者是参加萨摩藩的反叛，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他的武士身份，他为了挽救在新政中处于劣势地位武士，给他们工作的机会和新的战场提出了征韩论，下野之后创立私学校提高武士的生存技能，当得知反叛势头不可逆转的时候，他宁愿顶着逆臣的名头也不愿意背叛武士阶层，也许他一开始就知道西南战役的胜利会属于政府，但他宁愿用鲜血来为新政铺平道路，为武士敲响最后的战鼓。归根结底，西乡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更是一名武士。也就是因为西乡这种可爱的纯洁，兵败返回鹿儿岛时，父老不以子弟之死为惜，寡妇忘其夫，孤儿忘其父，反悼“先生”之亡，西乡人格之伟大由此可知。时至今日日本人人奉为精神上的崇拜者。
关键词: 西乡隆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