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是“维新三杰”之一,堪称明治政府的功臣,但就是他在晚年发动了一场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是,明明是明治政府的维护者的西乡隆盛为何会反叛政府。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纠葛,令人叹惋的是,西乡隆盛最终在这场战役中兵败被杀的悲剧命运。
东京的上野公园有尊雕像,是一位踩着木屐的胖大叔,牵着一只猎犬。大叔就像是某个清早出门遛狗的邻居,模样普通得很。他叫西乡隆盛,曾是明治政府的陆军大将、近卫军都督。西乡很爱狗,1873年下野后,他回到老家萨摩(今鹿儿岛县),常常带着小猎犬外出打猎。当地许多武士子弟,血气方刚,游手无业,可能引发动乱,于是西乡创立私学校,把他们编入学籍,以期约束。可是延长学习时间还是不能解决武士子弟的就业难题。因为就业难的根本原因是待业者太多。
江户时代实行兵农分离,只有武士能从军,作为回报,武士有权获得一小块土地上的收成,赖以谋生。明治维新推行征兵制,服役大门向庞大的庶民阶层敞开。自此从军路上人满为患,武士子弟空有一身本领,却没了昔日的用武之地。1876年新政府又出台了两项法令,一是废刀令,一是金禄公债证书条例。带刀本是武士的的特权,废刀令意在废除武士特权,消除其与平民的身份差别;第二项法令是政府用公债购买武士的知行地,看似两平交易,实际上因为公债贬值得厉害,武士失去了糊口的土地。生活上走投无路,荣耀也被剥夺,武士们被激怒了。
1877年1月20日,西乡隆盛在一个叫小根占的地方狩猎时,得知了私学校的学生袭击火药库的消息——他原是想用学校约束武士子弟,没想到,学校却成了暴动的火源。也有说法称,是东京方面派刺客暗杀他,西乡心灰意冷,愤而起兵。又说,西乡听到暴动的消息后长叹一声,颇有些英雄的无奈与落寞。在汤姆·克鲁斯和渡边谦主演的电影《最后的武士》中,就把西乡隆盛塑造成没落武士阶级的同情者和旧时代的遗民。为此电影特地设计了一幕:西乡隆盛率领骑马武士冲向机关枪。其实西乡隆盛是维新志士,与老乡大久保利通和长州藩(今广岛县)出身的木户孝允合称“维新三杰”。萨摩藩也是最早引进西方武器、军制的地方。戊辰战争中,西乡隆盛就已经率领近代化的萨摩军四处奋战。另外,为武士们愤恨的征兵制,也是西乡联合长州藩的山县有朋推行的。所以,电影中的西乡隆盛与历史真实的人物极不相符。
9月6日,离起兵已过了八个月,西乡隆盛被围困在鹿儿岛的城山。23日,他收到老同事山县有朋的信,山县时任政府军的参军,是实际上的总指挥,信中山县有朋劝西乡自杀,以尽早结束这场有害国家的内战。西乡没有回信。次日凌晨,他与身边的四十余名武士向政府军发起攻击。西乡腿部和腹部中弹,“可以了,到此为止吧”,西乡喊道,随后正襟跪座,朝天皇所在的东京方向拜礼,身边副将斩下其首。上午9时战斗结束,天降大雨。
明治政府的功臣如何成了叛臣
这场内战现在叫“西南战争”,当时称作“西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远在东北的仙台树起一座纪念碑,题作“西讨战死之碑”。碑文写道:
明治十季十一月十四日,天子亲临于东京招魂社,祭西讨战殁将士。宫城县旧仙台藩人列名坛上者一百四十二矣。初,明治元年大政复古,仙台藩以僻在东陬,不明悉事情,误抗王师。天恩广大,宥罪自新,阖藩惭悔,感激思报效久矣。十年二月鹿儿岛逆徒大举东上,围熊本镇台,势颇猖獗。事闻,天子赫怒,遣诸军讨之,且募兵于诸县,我旧藩人踊跃竞起,属于陆军、警视诸队。鏖战于肥后,奋伐于萨摩,转斗于大隅、日向、丰后,至九月勘定。其间二十有余旬,大小百余战,经寒涉属,驰骋险阻,炮雷弹雨,不少沮挠,前者已毙,后者益奋。呜呼!其凶魁殄灭,□□发扬,虽以天子威灵、诸将士智勇,抑我旧藩人亦与有力焉。而战死者之烈尤昭昭矣。于是乎,旧垢洗荡,俯仰无愧,可谓快事也哉。
宫城县在“废藩置县”前是仙台藩。西乡隆盛叛乱后,仙台子弟踊跃参加政府军,在战场上也是奋勇杀敌,牺牲一百四十二人。战后乡人打算立碑纪念战死者,这一行动得到中央政府支持,陆军大将兼元老院议长炽仁亲王亲自撰写碑额。炽仁亲王出身“有栖川宫”,是天皇宗室。这支家系始于1625年,至炽仁亲王已经传了九代。看过堺雅人和宫崎葵主演的大河剧《笃姬》的读者大概会记得,炽仁亲王原本与
明治天皇的姑姑和宫订有婚约,但为了缓解江户末年朝廷与幕府的紧张关系,和宫最终嫁给了幕府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有人说是因为夺妻之恨,所以炽仁亲王在倒幕运动中甚为活跃。西南战争时,他又担任征讨大都督。战争胜利后由这位前任长官为仙台人题写碑额、褒奖忠诚,再合适不过了。但是这次题额行动的意义还不止如此。
碑文中说“明治元年大政复古”,仙台藩“误抗王师”,指的是戊辰战争。1868年,即明治元年,炽仁亲王任东征大总督,
西乡隆盛任下参谋(参谋一职由公卿出任,实际指挥者是下参谋),亲率萨摩藩弟子,与幕府军作战。江户幕府与明治政府对立,仙台藩和萨摩藩也分别站在幕府和明治政府阵营,各居领袖地位。仙台人成了抗拒王师的逆徒,萨摩人倒是戡乱之王师。
1868年5月,以仙台藩为首的陆奥和出羽地区各藩结成奥羽列藩同盟,仙台藩主伊达庆邦出任总督。随后同盟发布文告,称要清君(明治天皇)侧,铲除萨摩和长州藩。早在当年2月,明治政府就成立了东征大总督府,炽仁亲王出任总督,其下西乡隆盛统率萨摩军作战。萨摩与仙台之间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白河城。该城附近有一座关口,名叫白河关,是由关东进入东北的交通要道。此役西乡隆盛没有亲赴战场,指挥萨摩军的是一位名叫伊地知正治的藩士,战斗中两军阵亡达1000余人,而整个戊辰战争期间,仙台藩战死1000人,此役竟去其半,可见战斗之惨烈,最后以仙台藩的失败告终。9月仙台藩投降。作为顽抗王师的惩罚,仙台藩的领地由62万石削减至28万石,乡居武士被勒令务农,城居家臣被削去士籍,生活顿时无着落,于是藩主自己掏腰包,向新政府申请去开发北海道,以此救济忠心耿耿的家臣们。
萨摩一方则在战后掌握政府和军队的半壁江山。后世称明治时期的政治为“藩阀政治”,因为政权主要被长州和萨摩藩士垄断,西乡隆盛是其中佼佼者。军队也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的说法,意思是陆、海军分别被这两藩把持。此消彼长,仙台人一定是愤懑不平,可是除了逆来顺受又有什么法子呢?谁让自己顶着抗拒王师的“反革命”帽子呢?
十年过去了。1877年2月的一天,仙台人突然听到一个消息,明治政府的大功臣,西乡隆盛竟然领着萨摩人造反了!而政府正在仙台征兵平叛。机会来了。为洗刷污名,并向那些凶狠的萨摩人复仇,仙台人像碑文写的那样,“旧藩人踊跃竞起,属于陆军、警视诸队”,“经寒涉属,驰骋险阻,炮雷弹雨,不少沮挠,前者已毙,后者益奋”。十年前仙台“误抗王师”,那场战争(戊辰战争)又称“东北战争”,十年后萨摩人造反,这场战争即“西南战争”,两次战争都在9月的秋雨中惨兮兮地结束。
这一次仙台人赢了。为他们书写纪念碑的还是那位十年前勘定仙台叛乱的炽仁亲王。“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方碑石标志了仙台与中央政府的和解。像每一个立功的子孙那样,仙台人也想着荣及父祖。在友好亲切的气氛中,仙台人觉得可以顺势悼念下自己的父祖了。这年10月,仙台人在旧藩主伊达家的祖庙瑞凤寺里又树了一块碑。董其事者是“版籍奉还”前的最后一位藩主、当时任藩知事的伊达宗基。他也是1868年对抗王师的老藩主伊达庆邦的第四子。宗基在碑文中写道:
戊辰之乱,仙台士民为本藩致命四方者无虑一千人矣。今建一碑于祖庙之侧以吊其魂。冥冥之中庶乎其有所慰焉。
开头那句“戊辰之乱”的称呼十分惹人注目。众所周知,明治政府取得戊辰战争的胜利,此役奠定了新政府成立的基础,而且此役以王师讨不庭,称之为“戊辰之讨”亦无不妥,但仙台人极为大胆地直呼为“乱”。但联系立碑时的时局和气氛,称之为“戊辰之乱”也在情理之中。戊辰战败,仙台人遭到严厉的惩戒,心中自有一股不平之气,可因为是战败者,在政治压力下,郁积十年,不敢吐露。而今乘平叛立功之青云,仙台与中央政府又处在友好的气氛下,仙台人直率地吐露心声。明治政府一方因为受惠于人,且考虑到大乱后全国应该和气一团,也索性不与之较了。不过,战败的萨摩人却没有得到宽恕。西乡隆盛战败后,投降的萨摩军以叛国罪被分别投入全国各地的监狱。关押在仙台的有305人,其中有西乡隆盛的叔叔椎原国干。这些囚犯被安排从事垦荒、筑港等繁重劳动,有十三人瘐死狱中,埋葬在鹿儿岛县人墓地,如今只剩下七座墓碑。查看墓碑上所刻卒年,除椎原国干等一二人外,其余都死于三十岁之前。恶劣的监狱环境、繁重的劳动加上内心的郁结,这些人过早地离世了。看似一团和气下,其实既有战胜者无所顾忌地吐露心声,也有失败者埋骨荒草,无语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