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明日僧在中国的文化活动 遣明日僧的历史作用
非我族类 2017-10-12
虽然日僧来明的主要任务是外交和贸易，但不少日僧个人是为了体验中国禅林生活，领略求教中国汉文化的精神和情趣而至。夏应元 《论日本遣明使的文化活动》 对此有详尽的论述。文中把遣明使在中国的文化活动归纳为三类现象：
第一类，日本遣明僧请明人为他们的诗文集、语录作序、跋、后记，撰写塔铭、像赞、行录、碑文、篆额等。如坚中圭密在明朝间，就携带天龙寺著名诗僧绝海中津的诗集《蕉坚稿》请僧录司左善道衍为之作序，又请明僧如兰撰写《书蕉坚稿后》的短文，还请净慈寺住持道联为绝海中津和尚语录作序，请径山老僧心泰作跋，请道联为日本已故普明国师撰写塔铭、为普明国师像写赞词等。
第二类，日本遣明僧与明朝的官吏、士大夫、文人墨客互相交游、赠诗唱和。他们在宁波、杭州、北京一带以及在往来运河的途中朝山拜庙、游览名胜、拜师访友，乐于山水之中。在孙东临、李中华编著的 《中日交往汉诗选注》 中就收集有遣明僧与明文人唱和诗多篇。如朱元璋在接见绝海中津时，问及徐福事，绝海当即做 《应制赋三山》：
熊野峰前徐福祠，
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
万里好风须早归。
朱元璋遂和 《御制赐和》：
熊野峰高血食祠，
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
直到如今更不归。
第三类，遣明僧请求明朝赐书籍，或觅购书籍。如第二期第四次遣明使向明朝索要的书籍有：《教乘法数》、《三宝感应录》、《宾退录》、《北堂书钞》、《兔园策》、《史韵》、《歌诗押韵》、《诚斋集》、《张浮休画墁集》、《遁斋闲览》、《石湖集》、《类说》、《挥麈录》、《百川学海》、《老学庵笔记》、《右咨礼部》等。这些书中有不少文集、诗集，说明当时以五山禅寺为中心的汉文学在日本的兴盛情况。遣明使的中国图书收集主要是对自唐以来建立起的日本汉籍收藏的补充，所以，专业化、个性化图书受到他们的青睐。
在中日两国国力逐渐接近的情形下，日本足利幕府顺应国际形势，随同一些国家对明朝称臣，并派遣名僧为大使以模糊国使的资格、形象，用柔软的外交态度获取了宝贵的财政利益。而谙熟中国历史文化的日本名僧在中国的文化活动引起了中国政府和文化界的关注，这从侧面客观地反映了日本国力、国威的变化，给当时的中国朝野留下了一些值得思索的课题。总之，日本名僧充任遣明使一事佐证了那一时期中日两国进行外交较量的史实，映证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长时期的深入广泛的影响，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厚积淀和累累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