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私人海外贸易情况 勘合贸易如何推动走私

　　明朝初期开始实行“海禁”，但这并不能阻止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近200年的“海禁”最终在1567年被废除，私人海外贸易虽然被允许，但并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虽然“海禁”时期，勘合贸易十分繁荣，但由于其内容和规模根本无法满足贸易需求，以至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走私活动。
　　（一）明朝私人海外贸易
　　以隆庆元年（1567年）为分水岭，明朝的私人海外贸易大致经历了“海禁”和有条件的贸易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洪武三年、四年、二十七年分别颁布过“海禁”政策，以后成祖、宣宗、英宗、代宗、宪宗等也重申、而且日愈严厉地执行“海禁”政策。但是，“海禁”政策阻止不住蓬勃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而且，禁愈严，番货价愈高，犯禁出海的船只愈多。史籍记载：“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结果“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可见，私人海外贸易并未因“禁”而止，反而在“海禁”高峰期，私人海商为了冲破政府的海禁政策，发展海上贸易而内外勾结，形成了具有海商和海盗两种身份的海上走私集团。他们往往聚众万人，甚至十万人横行海上。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任朱纨为浙江巡抚、闽浙提督，他到任后雷厉风行，着力整顿海防，处死李光头等走私海商及海盗九十余人，闽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击朱纨，朱纨被迫自杀。朱纨死后，“海禁”随即大驰，走私贸易更加猖獗。总之，违禁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一直史不绝书，其不见史书记载者更不知有多少。而政府一禁再禁，也从反面说明商民出海贸易不在少数。
　　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经历了近200年之久的明朝“海禁”政策从此结束。私人海外贸易取得合法地位，商民出海贸易巨增，其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记载，海禁一开，“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当时由月港出洋的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据推官萧基所述：“洋船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出海贸易的商船也与日俱增，16世纪70年代，每年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约12-15艘；80年代每年约20艘；90年代每年约30艘；17世纪初每年约40-50艘；最多时曾达60艘。贸易额也迅速增长，据西班牙人记载，1575-1585年平均每年为20万比索；1598年已达80-100万比索，而到1609-1610年则高达200万比索。其贸易地点据王胜时在《漫游纪略》中介绍：西至欧罗巴，东至日本之吕宋、长崎，遍历东南亚等24个国家和地区。
　　（二）勘合贸易对走私的“推动”作用
　　1、勘合的内容限制了贸易的规模。“海禁”时期，明政府垄断了海外贸易市场，带有浓重色彩的“朝贡”贸易是惟一合法的海外贸易形式，这一“厚往薄来”的贸易给明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政府对朝贡贸易的时间、贡舶、人数、贡道作了种种限制。如日本十年一贡，由浙江宁波府入贡，永乐时定正、副使不超过200人，宣德时定船不超过3艘，不超过300人。其贡品主要以满足朝廷的需要为主，这种限制性的贸易根本不能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私人贸易恰好弥补了这种缺陷。而“禁愈严，则豪势之利愈重”，走私贸易更是趋之若骛，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海禁”对私人贸易有推动作用。
　　2、勘合上关于商船的标志使合法来华船舶的数量有限。晚明广州府的衙门大都企图插手市舶、插手缉私，非法敛财。明朝末年，广州府所有合法出洋的商船都有编号，都在船上打上烙印。负责打烙印的官员就以“查船为名”，有钱入手，走私船可以烙船编号，变成合法商舶，畅行无阻地走私，“无钱入手，好船亦故勒。”就这样，打击走私的措施就竟成为不良官吏“恣其包，营其溪壑”的手段。颜俊彦感慨地说“:良法美意，地方攸赖，但昔人有言，有治法无治人。”
　　此外，明政府对私人贸易的限制，使出口商品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减少，造成中国商品的海外价格上涨，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中外商人不惜铤而走险，甚至与官方兵戎相见，导致了走私贸易的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