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如何接待勘合贸易使团 日本勘合贸易使团在中国的活动

　　由于明朝的海禁和勘合贸易的朝贡特性，明朝政府对此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不仅设立了专门的组织负责接待和检查日本勘合贸易使团，而且对他们在国内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比如他们被限制在特定的地点进行贸易活动。
　　对勘合贸易的各项规定和日贸易使团的活动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政府于明州、泉州、广州设市泊司，其中浙江市泊司是专为了管理日本进贡贸易而设的机构。这机构曾一度撤消，永乐初重新恢复，名叫市泊司提举司，隶属布政司。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主持进攻贸易事宜。后来太监成为这个司主宰者。浙江市泊提举司设在宁波，接待安置外国进贡使者的驿馆安远驿在其附近。日本贸易使团进出港口，都在这里食宿。
　　日本勘合贸易船到达定海时，由定海巡检司派船检验政见，如无国书则不准许入港。明以前并不如此，自明、日永乐年间建立外交勘合贸易关系后，方形成这种进港手续。因为明初倭寇严重时，“九州海滨以贼为业者五船十船，号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沿海郡县。是以不持日本书（指国书）及勘合者，则坚防不入。此彼方（指明朝）防贼，此方（日本）禁贼之计也。”定海巡检司的检查手续相当烦琐，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东洋允澎所率日本勘合贸易船为例：
　　四月六日船至普陀山，七日明船来问，使臣、通事姓名、贡物、驾船人数、起程日期，呈报宁波市泊司。市泊司再派船询问，哪一代国王（既将军）差遣，持哪一年勘合，有无国书，船来几只？进贡何种方物，正副使臣、居座、士官、从僧等姓名，商人若干，水夫从人若干，进贡的刀、枪、铠甲若干，马匹若干，后面是否有迟到船只、船名号等。问明之后，按勘合底薄验证比对后，方准驶入宁波港。十日，浙东沿海将军刘万户率彩船百只来迎，赠送礼物。马大人赠饮水一船，马大人赠酒一樽。十二日，船至沈家门，牛大人、马大人、刘氏、王氏等诸官人乘画船五十余只，吹号角打鼓绕船一周，表示欢迎。
　　日本使团离船登岸后，由提举司官员引导至安远驿嘉宾馆休息。安字一号房住正使、二号房住纲司、居座，以下官员依次居之。其余客商、船方等人就近寻找住处拨给粮食、菜金食宿。
　　接着提举司官员按勘合所填贡品、货物、武器等逐一检查后，收藏于提举司东库。
　　最后，提举司逐级上报明政府，等候批准进京人员及时间。进京人员初期大约在三百至三百五十人，弘治年间因发生使团人员持刀杀人事件，被限定在五十人之内。
　　在等待礼部进京通知来到之前，提举司设宴招待使团两次。礼部批准进京的回复到达后，立即按规定人员进京。进贡方物中的马匹、金银器皿、珍宝之类的贵重品，装车运送至京。苏木、胡椒、硫磺、铜等大宗货物，造册呈报后，运送至南京库内。此外，一部分附载物品也随车运至北京贸易，其余留在宁波等地贸易。通常由宁波府官、千户、百户、市泊司通事等组成护送团同路护送。从四明驿乘船，自钱塘江入杭州，经运河北上。沿途由各驿站供应粮、菜、役夫、车、船、驴、马等脚力和工具。大约需四、五十日方能抵达北京。
　　到北京后住进会同馆，设宴招待，在奉天殿朝见天子，如贡马时，天子在奉天门参观贡马，然后赠宴。会同馆住有各国进贡使者，往往互相拜访。据《允澎入唐记》记载，曾有南蛮、爪哇等国白余人和日本使团通信联系。在奉天们献贡物时，有许多外国使者列席参观。时值冬季，明政府自正使以下各赠冬衣一套。元旦，至奉天殿参加朝贺。一应理解过去后，日使便在礼部商谈贡物给价和贸易问题。议价交涉，有时需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安下来。贡物给价确定后，就开始进行附载物的贸易和购买货物。贸易完毕即行起程，按原路返回宁波。日本贸易使团在北京购买货物，有时是很多的。东洋允澎贸易使团进京时使用七十五辆车装云货物和附载商品。离京时装运回赠礼品和购买的货物，不算驴，马驮子，仅车已达一百二十辆。可见，贸易使团的交易额是很大的。在回宁波的路上，还可随时进行交易。东洋允澎一行在苏州至杭州里中收袁太监三万贯，在杭州受阮太监三万贯，从杭州至宁波时又收价款三万贯。
　　日本贸易使团至宁波后，提举司再次举行宴会招待，稍事休息，市泊司便拨下足够海上航行三十日的“关米”，穗即上船。
　　日本贸易使团自入宁波起至回国时止，不仅口粮、菜金等，而且进攻方物往返一应脚力，全由明政府供应，甚至回国途中的口粮也给予拨给。明政府不时的馈赠还不算入其中。算总起来，只日常生活供应这一项，按三百人计（其中六十名官员），每月约为三百八十余贯，每次贸易往返以平均一年计，明政府约支出生活费用五千余贯，相当于日本筹措一次三只勘合贸易船的全部费用。
　　明政府对日本勘合贸易使团的款待如此慷慨、周到，作为该使团成员曾两次入明的楠叶西忍入道，慨叹地说，明朝真乃“罕有之善政国也”。
　　日本勘合贸易使团在北京的贸易
　　会同馆是明政府接待外国进贡使、贸易使进京朝见皇帝的食宿地方，同样，外国使团不得任意出入和去市场自由卑易。会同馆内设有市医，和交易规定。外国商人必须按规定在会同馆内交易。据《大明会典》规定：
　　(一)外国进贡贸易使团进京后，在会同馆内贸易五天；
　　(二)由各铺牙行入馆同外商两平交易，钱物两清不准赊欠。如故意拖欠致使外商不得起程者问罪，于馆枷号一月；
　　(三)不得私自交易。如外商违犯，私入民家交易者，货物没收入官；
　　(四)不准违犯规定的外商入京。(五)会同馆外四周军民不准代替外夷收买货物，违者枷一月，充军边疆。
　　据此规定，日本贸易使团进入会同馆后，按规定在馆内互市五天。但是，为便于外国贡使观光京城市容，会同馆每隔五天开放一天。为了防止外商乘机在会同馆外交易，才设有前述第三点的规定。尽管规定较严，但日商仍可利用明代南北物价的差别，进行投机赚取巨利。例如景泰时期，北京银价一贯铜钱一两，南京对卖二贯，在宁波可卖三贯。（注24）因此，日使团大会在北京收买银子，到南方出卖可获三倍之利，再以此钱买丝回国，又可赚几倍之利。丝是日本自明进口的大宗货物。在日本一斤丝，价五贯文，钢一驮(产铜地方)十贯文，一驮铜可换丝二斤。但一驮铜在明朝可换丝八至十斤，按日本丝价换算可卖四十至五十贯，即获四至五倍之利。如果用金购买，也同样赚利；日本金十两价值三十贯文，只买丝六斤，在明可换丝二十四斤至三十斤，按日本价格换算，可卖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贯，同样是四至五倍的巨利。这样，日商在北京买银卖铜，在南方买丝，贩运回国，大赚其利。因此，有二次入明经验的掳叶西忍后来回忆说：“唐(指明)船之利，莫过生丝”。这种情况，是日使团所有成员都希望到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