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出土日本国宝级文物 井真成墓志铭揭秘“日本”国名由来

　　2004年，井真成墓志在西安被发现，这块墓志铭的发现对中日文化交流历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块墓志铭证明了“日本”这一国号的出现时间是在734年以前，它同时也是遣唐使的实物资料
　　西安发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一合。志盖为覆斗状，青石质，边长37厘米，篆文,题为“赠尚衣奉御府君墓志之铭”,十二字；墓志为汉白玉质，呈正方形，边长39.5厘米，厚7厘米。楷书,题为“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一百七十一字碑文，九字疑出土时为铲车所坏，呈残缺状。由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新收藏。 　　碑文：
　　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
　　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衔命远邦，驰聘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壑遇移舟，隙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於官弟，春秋卅六。皇上哀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给。即以其年二月四日，窆於万年县滻水东原，礼也。呜呼！素车晓引，丹旐行哀；嗟远人兮颓暮日，指穷郊兮悲夜台。其辞曰：“寿乃天常，哀兹远方；形既埋於异土，魂庶归於故乡。”
　　据《大唐六典》，“尚衣”为衙门的名称，“奉御”是尚衣衙门（称尚衣局）的长官。唐代，尚衣局设奉御两名，官阶为从五品。据唐史学者黄正建统计，在唐朝任职于“尚衣奉御”的官员约计26人。如果对这26人相关资料作进一步排比分类，又可知“尚衣奉御”大体出自皇帝的外戚、功臣或名臣之子、前朝皇帝之子嗣，以及具有专门技术或技能者，如阎立德、白志善等都当任过此职。
　　意义
　　墓志铭显示“日本”国号至少在公元734年以前出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最早体现日本国名国号和日本作为国家被承认的国宝级文物，对研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汉字词意是“日出之国”，“太阳升起来的地方”。逻辑上分析，在日本本土看太阳是在东方海上升起的，因此最初日本人不可能称呼自己的土地为“日本”。这应该是古代中国人观看东方岛屿的感觉和称呼，被对自身知之甚少的日本人借鉴。
　　战国时代，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古代中国还常以“扶桑”来表示日本。另外，东夷、海东、东洋、东瀛、蓬莱、瀛洲、蓬瀛等称呼也散见于中国典籍之中，可见日本各种名字与中国渊源之深。
　　自古以来，东方独大的中国自以为“世界中心”、“天下第一”，就自称“中华”、“中国”、“上国”、“天朝大国”，但以“华夷之辨”观念视外族为“禽-兽”，名字用“兽”或“虫”修饰，如“狄”、“蛮”、“戎”。惟独称日本为“夷”、“倭”，带个“人”旁，使得当时景仰中国的日本人十分高兴，认为中国毕竟把自己当人看。
　　何以最初称日本为“倭”？有人解释为，“倭”字带有“人”、“禾”、“女”字，因为倭人素以稻米为主食，女多男少。而一些学者认为，称日本为“倭”只是一种音译，因为日本民族也称“大和”，“和”为“倭”的谐音字。
　　至唐代，中国始称“倭”为“日本”。在《旧唐书·东夷传》中，“倭”与“日本”分列并叙，《新唐书·东夷传》则单叙日本，不再有“倭”的名目，并对改“倭”为“日本”作了如下的说明：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
　　《新唐书》为宋欧阳修、宋祁等所修，以上说法当有所据。从这段话看，“倭”改国名为“日本”当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以后。然而，为什么要改国名，以及取名“日本”的缘由，其说是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要改“倭”为“日本”呢？说是倭国派到中国的使者略懂“夏音”（汉语）之后，发觉“倭”的含义不好，此后就改称“日本”了。如前所述，中国古人称日本为“倭”，原本只是“和”的音译，本身并无贬义，所以，以其“恶”的说法难以置信。
　　再是说倭人改国号为“日本”，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位置“近日所出”。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认为日本“近日”，那只能是中国人的观念———日本在中国东方遥远的海上，从视觉上感受，似乎正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说：“ 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天文训》也说：“日出于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身居日本列岛的人，并不见太阳从本土升起。因此，说日本是“日之所本”这种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后来日本人这样说，也显然是受了中国观念的影响。
　　唐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提供了一条罕为人知的证据，或许有助于解开“日本”国名来源之谜：“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原来，倭国是遵照唐代女皇武则天的意见才改国名为日本的。张守节系玄宗时人，离武后统治时期不远，他的说法当有所据。如果此说确定无误，以上种种疑惑也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