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时代日本的对外关系：奈良朝和唐朝、渤海国以及新罗的交往

　　东亚各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在历史上一直有交流。8世纪，东亚各国相对统一，所以日本列岛的奈良朝和中国大陆的唐朝、渤海国及朝鲜半岛的新罗之间交往都很频繁。
　　8世纪的东亚形势
　　8世纪前后是东亚各国相对统一的时代，各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均田制和由它脱胎而来的班田制、丁田制，先后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至8世纪中叶达到发展的顶峰。
　　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唐朝的鼎盛时期，它与阿拉伯帝国东西相峙，成为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与唐朝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通过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是奈良朝和前期平安朝外交政策的核心。
　　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结束了半岛上三国鼎立的时代。统一的新罗在唐帝国律令的影响下，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政治体制；在土地制度上模仿唐的均田制实行丁田制；在文化上向唐派出大批留学生，自觉地吸收唐文化。8世纪日本与新罗曾多次交换使节，但由于日本对新罗采取大国主义姿态，将其当作属国看待，所以双方关系恶化。
　　7世纪末靺鞨族首领在今中国吉林敦化县附近的敖东城建震国。713年，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自此震国改称渤海国。渤海国曾多次向日本派出使节。从日本史书留下的大量的渤日通聘资料来看，双方的态度是友好的，而渤海国方面尤为积极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渤日政治关系中，始终贯彻着这样一个矛盾，即日本以“上国”自居，要求渤海臣服，而渤海国则坚持对等外交。
　　与唐朝的交流
　　奈良朝与唐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来完成的。
　　在日本史料中，遣唐使早期称为“遣唐大使” 、“西海使” 、“入唐使” ，后来才正式称作“遣唐使”。与一切其他国家的使节一样，唐朝称之为“朝贡使”。
　　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有18次 、19次 、20次等诸说。其阶段的划分也有两期、三期、四期等不同划分。从其派遣目的来看，两期划分法较为合适。前期从630年至669年，一般由2艘船组成，乘员约250 人左右。主要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力图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可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派遣的。后期从702年至894年，船只增至4艘，乘员超过500人。主要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输入大唐的先进文化，以促进自己国家的迅速发展和进步。
　　遣唐使团成员包括：（1）官员。大使一人、副使一至二人、判官一至四人、录事一至四人。有时在大使之上另设押使或执节使一人。他们负责对唐的外交、贸易以及代表团的日常生活等事务。押使、执节使、大使和副使，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人物，选任甚为谨慎。除具有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以及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2）随行人员。有留学生、留学僧、还学僧、请益生、知乘船事、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卜部、音声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柁师、挟杪、傔人、杂使、水手长、水手等。
　　遣唐使团集中了当时日本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完成外交使命、吸收先进的唐朝文化、提高航海的成功率。
　　遣唐使赴唐的航线主要有三条。前期多走北路，后期则改走南岛路或南路。（1）北路。这是自汉和三国以来，中日交通的早期航线。从难波、北部九州的筑紫起航，经壹歧、对马岛至济州岛，然后沿朝鲜半岛西南沿岸北行，自汉江口、瓮津半岛起，折而向西，横渡黄海，至山东半岛之登州或莱州登陆。或自汉江口继续北行，越过鸭绿江口，西航，到辽东半岛之南端，通过庙岛列岛，到登州。此路航期长，但多沿海岸航行，较为安全。（2）南岛路。由北九州的筑紫沿九州岛西海岸南下，经奄美岛、琉球，越东海直达长江口岸。（3）南路。由北部九州的筑紫横渡东海，到达长江口岸。南岛路和南路航期虽比北路短，但海难事故较多。
　　遣唐使团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某种高超技艺的人才，他们将在唐期间学得的先进文化技术带回日本，对日本的制度、法律、宗教、教育、文学、乐舞、书法、工艺美术、史学、医药、历法、建筑、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遣唐使除了带回先进的文化技术之外，还带回了许多珍货宝物，有些现在还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他们的贸易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的中日物质交流。
　　与渤海国的往来
　　渤海国的创立者大祚荣在世期间，曾努力加强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但在他死后，他的继承人大武艺却滋生了摆脱唐朝中央政府的倾向。大武艺之弟大门艺，因为力主与唐朝中央政府合作而受到大武艺的迫害，不得已出奔长安。为了对抗唐朝中央政府和从背后牵制与唐和好的新罗，大武艺便试图争取与新罗交恶的日本结盟。 727年，大武艺派遣高仁义使日，希望与日本结援。
　　735年大武艺又与唐朝修复了关系。但是，渤海国与新罗的矛盾却日益加深。为了牵制新罗，渤海国又多次遣使赴日。
　　762年，唐朝册封渤海王的官爵由“郡王”升格为“国王”，同时渤海王被授予同新罗王同等的官职检校太尉。渤海国与唐朝中央政府关系的日益好转以及东亚国际形势的趋缓，使得渤海国的对日本外交出现了转机，由政治目的转为经济目的。与前期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相比，后期出于经济目的的遣使规模有所增大。渤海国的遣使赴日交易一直延续到平安时代。
　　在奈良时代，渤海国先后派遣使节赴日，共有13次。人数最多的1次是746年，使团成员1100余人，船只最多的1次是771年，325人乘17艘船抵日。
　　与新罗国的关系
　　奈良时代，新罗遣使日本22次，日本遣使新罗16次。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交往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但矛盾和摩擦不断。
　　722年，新罗在京城的南部建毛伐郡城，以截断“日本贼路”。731年4月，日本兵船三百艘，越海侵入新罗东部边境，两国在海上交战。738年、742年、743年新罗的三次遣日使均在大宰府被阻。
　　759年，大权在握的藤原仲麻吕开始计划征讨新罗，企图重温侵略朝鲜半岛的迷梦。6月，他命令大宰府制定征讨新罗的作战书，9月又命令各道在三年内制造 500艘战船。761年，命美浓、武藏两国的40名少年学习新罗语，此后又在各道任命节度使，积极为征讨新罗做准备。后来由于藤原仲麻吕的势力下降、民意不从等原因，最终征讨新罗计划废止。
　　由于奈良时代日本和新罗关系的不断恶化，进入平安时代不久的799年后，日本与新罗的官方往来正式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商人的民间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