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德太子和福泽谕吉如何挑战中国东亚中心主义
非我族类 2017-08-11
圣德太子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甚至明治维新以后一段时间，日本的学者毫无疑问地认为东亚中心是在中国，东亚的文明主体、东亚文化是来源于中国。德川幕府将朱子学视为日本的官学，包括王阳明在日本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从日本圣德太子制定日本宪法以来，中国的思想史贯穿了日本一千年的思想史。有人把中国称为日本文化的母土，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到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把中国打败后，日本对东亚中心在哪里的看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用子安宣邦教授的话说，日本近代史，也就是把东亚中的中国，从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从日本的意识层面上，如何抹消掉的实验过程。就是说从甲午海战日本把中国打败以后，日本就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先进的文化体，也非常自然的不再把中国视为东亚的中心。这个源头应该是从福泽谕吉开始的，这个试验过程应该始之于福泽谕吉，他的文明论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去中国化。
正是因为日本成为东亚新的胜利者的时候，它的问题意识就发生了很大转变，一百多年以来，日本似乎一直在问，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日本为中心？或者是以日本和中国为双中心？从更远的历史来看，日本对中国原来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是不满的。这里有必要说到圣德太子这个历史人物，他在日本的影响非常大，日本国民把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作为偶像来崇拜，圣德太子无疑是第一人，他也是日本历史上挑战中国中心主义的第一人。作为日本古代立国的一个开创性人物，他当时遣隋使到隋朝拜访隋炀帝时说，我是日出处的天子，你是日落处的天子，我向你问好。这个说法在日本流传非常广泛，说明日本国民认可这种说法，认为日本在古代和中国就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中国的朝贡体系，对周边影响非常大，像韩国，明朝被灭亡的时候，他们仍然把明朝奉为他们国家的正宗。而日本则从来没进入到中国的朝贡体系中，虽然日本非常广泛持续的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日本和中国并没有藩属关系。
古代挑战中国中心的第一人是圣德太子，现代挑战中国中心的第一人就是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在日本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物，他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大，日本的货币印着福泽谕吉头像，表明日本国民也高度认可他。福泽谕吉在《文明论》里对中国怎么评价呢？他把中国评价为是日本的一个恶邻，这句话我现在都很难接受。当时日本看中国，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朝鲜就是中国的恶邻。在这种观念之下，把中国从东亚中心位置驱逐出去，用日本来取而代之，就顺理成章了。因此，东亚概念的提出，主要就是要消除中国中心主义。尤其是到了二战前，当日本面临着和西方世界的全面对抗时，日本自觉要承担起东亚的领导责任。二战爆发前，日本朝野，不光是政治家，还是学者，都在谈论着重新建构东亚的日本领导责任问题。按照日本的看法，中国衰败了，日本应该承担起重振东亚的职责，所谓中日联手，中日共同提携，打造大东亚共荣圈，都是在这个思路下提出来的。
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以前，在日本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主义过程中，必须提到京都学派的作用。日本有两个大的学派，一个是以东京大学为基地的东京学派，一个是以京都大学为基地的京都学派。京都学派最初是以中国中心主义为主的学者，比如滨田耕作，他提出东亚概念的时候，是把东亚建立在中国中心的前提下。还有一些重要的学者，比如像内藤湖南，他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他现在很多著作已经被翻译到中国来了，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被认为是对中国历史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在民国初就到中国广泛考察，跟王国维、罗振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思想的治学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他原来是中国中心主义者，但是到了二战前，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认为日本应该取代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心。京都学派本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学派，是对抗以西方为中心的东京学派，最后却逐步变成了和日本军部紧密合作的学术机构，走向了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合作，内藤湖南也成了日本军部鼓吹大东亚圣战的工具。
1943年，京都学派的部分学者，包括一些左翼作家，举行了三次研讨会，从研讨会题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倾向，比如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按照京都学派的看法，“世界史”原来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书写，现在他们认为，东亚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叙事模式。当时讨论的第二个主题是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历史性，第三个主题叫总体战哲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日本左右思想泾渭分明的状态下，首先是日本左翼学者转向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就在于京都学派所倡导的东亚主义、或者东亚现代性，和日本军部所倡导的大东亚圣战，有共同的立足点和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这批学者的看法，通过日本大东亚圣战，可以建立起东亚主体性或者开拓出东亚现代性之路。这个变化表明，强调东亚主体性，强调东亚中心在日本，这套思想上的建构在实际历史过程中，转化为和西方对抗的力量。日本和英美的战争，是日本东亚主义高度膨胀后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