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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时代水稻农耕文化: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命

非我族类 2017-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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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生时代水稻农耕文化
  日本发掘的弥生时代数千处遗址都有水稻生产的痕迹,在一些粗陶之上经常有稻谷的压痕和炭化谷粒。事实上,早在绳文时代晚期,日本就有水稻,虽然普遍的观点认为日本的水稻来自海外,关于传播途径却没有确定的结论。水稻是日本采集经济向种植经济转变的最好依据,但这并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围绕水稻,弥生时代已经形成一种水稻农耕文化。
  1、农耕的起源
  近数十年来日本考古新发现证明,绳纹中期以后出现一些不可忽视的原始农耕(主要指栽培植物)兆候。
  到了绳纹晚期,在九州一带已经出现明显的农耕迹象。譬如,九州北部的绳纹晚期遗址,发现粗陶上印有稻谷压痕和炭化谷粒、收割稻子的石镰、蒸煮谷物的鬲形粗陶,绳纹晚期的夜臼式粗陶与弥生早期的板付式粗陶,在九州各地共存于同一文化层。
  关于绳纹水稻的存在,自然科学家们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过验证,中村纯对稻科花粉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绳纹晚期九州北部普遍种植水稻。藤原宏志从绳纹晚期和后期的粗陶及土壤中检出含有水稻细胞的土粒子,佐证九州地区水稻栽培的历史始于绳纹晚期。
  1978年,考古学家通过发掘福冈市板付遗址,向绳纹农耕的实证研究迈出巨大的一步。在包含夜臼式粗陶的绳纹最晚期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水田遗构,同时伴出炭化稻谷、半成品木制农具、石镰等,其上层则是夜臼式粗陶和板付式粗陶的混合层。
  以上考古资料足以证实,至迟在绳纹晚期,九州地区已经出现水稻农耕。这些新文化要素显然从海外传播而来,我们认爲从绳纹后期大陆的水稻农耕和金属文化,通过多种渠道传至日本。
  2 、水稻的传播
  日本的水稻农耕来自海外,现在已成爲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围绕传播的路线,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关于传播的线路,大而别之有以下4种意见。
  (1)华北迂回传播说:从中国华北由陆路经朝鲜半岛的北部、南部及对马至九州北部。
  (2)南方迂回传播说:从中国云南或印度南部经南洋诸岛、台湾、琉球进入九州南部。
  (3)朝鲜间接传播说:从中国江南北上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南部再南下至九州北部。
  (4)江南直接传播说:从中国江南利用海流和季风横渡东海到达九州北部及西南沿岸。
  上述“华北迂回传播说”和“南方迂回传播说”值得商榷。首先,华北地区不是稻作的中心,直到本世纪中叶,华北一带仍不以稻米爲主食,史前人类携带稻谷经朝鲜半岛东渡日本,没有必然性;其次,从印度或者云南经南洋诸岛、台湾、琉球进入九州南部,按照当时的航海技术,决不是一条驾轻就熟的自然通道,况且沿途的住民多爲渔民,不适于稻作文化的长途传播。
  “朝鲜间接传播说”,至今仍爲日本和韩国的学者部分所极力倡导。埴原和郎认爲朝鲜西南部是“弥生文化的故乡”,佐原真甚至断言:“如果了解日本最初的农耕文化,那麽这种文化来自朝鲜半岛南部,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中国学者大多倾向于“江南直接传播说”。1992年,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召开“江南与日本”国际研讨会,毛昭晰的《稻作的东传和江南之路》和王心喜的《中国江南地区原始文化由海路输入日本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兹将要点介绍如下。
  (1)传播稻作文化的人,首先自身必须从事水稻农耕、以稻米爲主食。江南地区不仅是水稻的发源地,还是水稻农耕的中心地,当地人既有食米习惯,又有稻作技术,自然会把这种习惯和技术携往迁徙之处。
  (2)江南地区的吴越先民,自古擅长舟楫,靠近东海的河姆渡遗址,不仅采得鲸鱼、鲨鱼的骨骸,还发现雕木船浆、陶舟,芦苇编织物也有可能用作风帆,说明7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具备航海能力。
  (3)稻作的传播伴随着农耕文化,绳纹文化后期及弥生文化中的农具、漆器、玉玦、鬲形粗陶、干栏式建筑、绢织物等,均具有江南文化的特征。
  (4)浙江东部的舟山群岛,发现5千年前至3千余年前的40多处遗址,其中已确认3处爲稻谷遗存,在其后的战国时代遗址中也发现炭化稻谷。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吴越先民越海将水稻传播到舟山群岛,从舟山群岛再传往日本,不仅距离大大缩短,而且与九州最早的水稻遗址,在时间上也基本衔接起来。
  还需要补充的是,绳纹与弥生之交,正值中国的春秋战国至秦初,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均造成江南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此时,拥有大型海船的吴越人由海路出逃,携带稻种及农耕技术抵达日本的可能性很大。
  我们相信,水稻传播的始发站在江南,横渡东海直达日本的是一条主线,同时在北上和南下的过程中,形成多条粗细不等的支线,经由朝鲜半岛或琉球诸岛等抵达九州。
  3、水稻农耕文化
  水稻不仅仅是一种植物,农耕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水稻农耕作爲典型的生産经济方式,取代了以狩猎、捕捞、采拾爲主要形式的自然经济,由此産生的结果不仅限于生産方式的革命,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化性质。水稻农耕营造的人文景观,体现在诸多方面。
  住居和村落发生变化 。弥生人从山地、森林、海滩向湿润的低洼地移动,除了传统的竖穴住居,干栏式建筑拔地而起。《后汉书》(倭传)说“有城栅屋室”,《三国志》(魏书·倭国传)亦云“有屋室”。从陶片、铜铎的绘图来看,这种“屋室”类似中国云南一带的竹楼,主要用作米仓。水稻农耕使弥生人趋向定居,因爲需要群体协同作业,便形成大规模的环壕村落,有人推测环壕村落的生态环境,平均面积约20平方公里。
  粗陶的器形和用途发生变化 。弥生粗陶的4种基本形态是钵、瓮、壶、高杯,钵用于盛物,瓮用以煮炊,属于日常用具,大多没有复杂的饰纹;壶用来储藏稻谷,饰有各种纹样,甚至雕刻人物、禽兽、房屋等图像;高杯也用来盛装食物,与钵不同的是,高杯盛装的食物用作贡献神灵。以上4种粗陶器皿,均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
  纺织技术突飞猛进 。《后汉书》(倭传)记载:“土宜禾稻、麻紵、蚕桑,知织绩,爲缣布。”说明弥生人开始栽培麻紵,懂得养蚕抽丝,掌握织布技术。蚕桑发源于江南,随水稻一起传入日本。掌握养蚕抽丝的技术,就能织出比“布”(以麻紵爲原料)细致、柔软、光泽的“帛”。这种绢织品在九州14处遗址出土,在奈良县唐古遗址、静冈县登吕遗址、和泉市池之上遗址,发现多种纺锤车、织梭、卷丝具、卷布具等,可以断定机织取代了手编。
  从农耕中萌发原始宗教 。据《三国志》(魏书·倭国传),倭人死时“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有棺无椁,封土爲冢”埋葬后,“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当他们要作出重大决定时,“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
  这种原始宗教成爲神道的基础,至今仍保持着生命力,如每年春耕时的“祈年祭”和秋收时的“新尝祭”,当起源于弥生时代的农耕仪式。由水稻农耕伴生的文化,当然不止以上所举的几例,涉及到婚姻、葬俗、农具、交易、服饰、艺术等方方面面,有些我们还会在下面各节中叙述。
关键词: 弥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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