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伸之笔下的江户时代：日本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非我族类 2017-06-21
江户时代
为什么同样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叩关”，中国和日本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为什么日本能自主地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从而实现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而中华文明却未能内生出这种过渡与转型的动力？这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高华认为，由于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严重阻碍了传统中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之“顺利”走上资本主义，绝非明治维新一蹴而就的结果。
黄仁宇在《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分野》一文中如此写道：“日本的现代化以明治维新为最主要的里程碑。然则维新之前的一百年，社会体制已向商业化的路途上演进。德川幕府管制之下，全国承平，武士阶级已失去他们原来的用途。明藩大名则在各地成为带有竞争性的农业生产者……及至十九世纪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间展开了所谓的‘天保改革’。各处减轻赋税，扩充公卖，以特产作为担保，发行票据，整理公债，使商业化的取向愈为明显。因之明治维新之后顺着这历史上的潮流，新建设和新设施持续展开，已成为一种有组织有体系之运动，所以事半功倍。”黄仁宇着眼的“维新之前的一百年”，刚好是江户时代后期，相当于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大致与日本历史学者吉田伸之的著作《成熟的江户》所勾勒的时代相吻合。
《成熟的江户》是一部野心勃勃的著作。作为历史学者，吉田除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之外，还借鉴了年鉴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成果，以对社会的“分层构造”的把握，来复原十八世纪江户社会的“整体史”，旨在“描绘出日本前近代漫长的历程中，日本史与世界史真正相遇之前所达到的程度”，从而论证“包括衣食住的独特性、人们之间相互的结合关系、家的意识、宗教、民俗、艺术等多种多样的侧面，即日本‘固有文化’的形与质均在十八世纪这一时期成熟并结晶成型”的结论。
日本描绘近世历史的叙事文本卷帙浩繁，历来不乏以町人和农民为主轴的通史，但吉田的学术视野显然大大逸出了传统的叙事框架，直抵历史的细部，秉承法国年鉴学派所谓“活着的历史学”的基本理念，力求重构恢复人的“整体性”的“整体史”。为此，作者以“江户时代的江户”为舞台，聚焦的人物多为被排斥于手中掌握“社会性权力”的富豪和“士农工商”之外的“身份性边缘”阶层，如百姓、工匠、按日计酬的短工“日用”、乞食化缘的艺能者和“愿人”等等，统统是被历史教科书所忽视，也不会在“时代剧”中登场的小人物。可恰恰是这一群边缘化的小人物，乍看似乎处于主流社会的律法秩序之外，但实际上亦有自己的组织和游戏规则，其价值取向及谋生、行为方式，不仅催生了活色生香的町人文化，同时也构成并强化了江户社会“成熟”的质感。
日本现代转型之“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无非是中产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的产生。尤其是后者，其产生和扩大端赖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松绑、放权者甚大。“享保改革”之前，除木匠、石匠、泥水匠、修屋顶的、铺榻榻米的等少数御用职业外，从理论上说，绝大多数行业共同组织均未得到政治权力的公认。但随着“享保改革”的深入，至1721年（享保六年），对染坊、点心铺、陶瓷屋、木屐店、玩具店等96个业种，以一定地域为单位，设立商业—工匠同业组合，从而产生了超越町—村的狭义地缘范围、以职业功能为纽带的社会性结合。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公认，无疑也意味着幕府的社会控制和统治形态的转变，在十八世纪的幕府政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世民间社会的工商业组织，虽然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行会，却构成了后者的社会基础。乃至江户时代后期，围绕甘薯交易问题，在生产者、中间人和买家之间发生过一场纠纷，其起因、发展和问题解决的过程与今天屡见不鲜的零售商和批发商之间的现代商战简直如出一辙。
1999年，柏林东方美术馆发现了一幅浮世绘稀世长卷《熙代胜览》，经鉴定为彼时的市井绘师于1805年（文化二年）前后绘制的作品，描绘了江户著名的商业街日本桥的繁荣景象。在这条仅有760米长的街道上，共有小卖店和批发店88间，各商号门前均挂着印有商标或店幌的暖帘、看板或旗子；熙来攘往的行人中，成年男性1439人、女性200人、儿童32人；犬20只、牛4头、猴子1只、鹰2只……这幅“江户版”《清明上河图》色泽明艳，人物、动物栩栩如生，比“汴京版”晚了约700年，但所表现的已然不是同一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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