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时代江户时代的军事发展情况:从战术到作战思想
非我族类 2017-06-21
江户时代
一、丰富作战实践推动战术的快速发展
战国至江户时代,是日本军事的大发展时期,其中战国时代的作战实践尤其丰富。据统计,江户时代之前的日本共有61场著名两军交战记录,其中战国时代之前17次,战国时代37次,江户时代7次。百余年的战国时期,占整个作战史交战次数60%,作战实践推动了战术的快速发展。
1、阵法在战斗中被普及
在野战方面,阵法在战斗中被普及,各个不同兵种之间出现协同。交战中,常用奇袭与侧翼攻击达成目的。
战国时期,随着参战人员不断增加,作战规模也进一步扩大,新生兵种成建制发展。大名们普遍实行“兵农分离”,参战人员有集中时间训练准备战斗,这使得传统武士在战场上单打独斗的表现形态逐渐消失,阵战逐渐占据主导。
五次川中岛之战,阵战对抗已经成为双方的交战常态,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四次川中岛之战(八蟠原之战)中,武田信玄以“鹤翼阵”迎战上杉谦信的车悬阵。到战国末期的关原之战时,石田三友同样使用“鹤翼阵”迎击德川家康。
相比其它阵型,鹤翼阵在战斗中使用的频率更高。究其原因,在于日军在作战时多采取翼侧攻击、两翼包围战术,鹤翼阵形易于达成以上战术目的。
战国初期,阵战正处于发展阶段,对于阵的转换还未达到游刃有余。在桶狭间之战中,今川义元列出正面迎击的一线展开阵型,在受到细田信长的空袭和天降大雨等因素影响,无法有效变阵,在为数占绝对优势情况下惨败。而到后期的作战中,经过训练的作战人员,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车悬阵。
车悬阵的布阵如图所示,指挥员位于阵的中央,作战力量分为数个部分环形配置。在迎敌时,向一个方向旋转,各作战力量逐次接敌攻击(或防守),以达到消耗敌方力量的上的。这种阵法对于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及各作战力量之间的配合有着很高的要求,在战国时期的关原之战、川中岛之战等作战都有车悬阵的实践使用。
2、不同的兵种之间出现协同
随着火绳枪的传入与火枪队的建立,战国时期在战斗中出现了足轻、长枪兵、弓箭兵、骑兵、火枪兵、火枪骑兵等不同兵种,且各个兵种在作战中的规模逐渐变大,这使得战斗目的达成依赖于兵种之间的密切协同。
3、奇袭与侧翼攻击的战术行动经常被运用
战国时期的指挥员们,已经认识到突然性可以极大地增强战斗力,因此在作战中,奇袭与侧翼攻击的战术经常被使用。日本著名的三大奇袭战就发生在该时期。在作战行动中注重寻找敌人弱点,实施侧翼攻击被指挥员所推崇,并一直得以传承。
在城市作战实践推动下,城防设施趋于完善,攻城战术手段呈现多样化。
对于城市防御,日本的许多山城在火绳枪传入后,以木质栅栏和浅沟为屏障的山城,在火枪队的攻击下变得不堪一击。这给山城防御带来了新变化,壕沟被进一步加深,工事被加固,同时防守方也引入火枪队对进攻方实施打击。
4、攻城战术表现形态也趋于多样化
比较典型的有武田信玄的“长期围困、直接强攻”战术。对于攻城作战,武田信玄曾有句名言“人是城,人是垣,人是护城河”,他始终认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强调攻城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
武田信玄在攻城时,以强攻为主,这种方式在兵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奏效,但在敌方已有准备,形成完善防御体系的情况下,却往往事倍功半。武田在攻打上州箕轮城与北条氏小田原城时,都采取长期围困,直接强攻的战术,遭遇失败。
相比而言,根据形势灵活运用战术手段,却往往能以小博大。比较典型的攻城例子为奇袭海之口。1537年冬,武田信虎率八千人马攻打信浓的佐久郡的海之口城,久攻不下。后施行围城战,天降大雪,武田信虎全军撤退,守将平源贺心放松警惕。武田信玄以300人垫后,潜入海之口城外的村庄,于夜晚偷袭海之口城成功,斩杀平源贺心。
5、丰臣秀吉的“因地制宜、灵活取城”战术
日本民谣有“饿杀三木,渴杀鸟取,不用一兵,水淹高松”句,十六字民谣概括了丰臣秀吉三种攻城战术,也体现了丰臣秀吉攻城作战的灵活性。
“饿杀三木”攻城战,是指国中地区的别所长治反叛织田信长,投靠毛利辉元,织田信长派丰臣秀吉攻打三木城,丰臣秀吉在三木附近挖掘深壕,筑起土城,断绝三木城和外界一切联系,还不时对城外村庄放火劫掠,导致三木城兵粮寸断,城内人相食。别所长治因城中无法坚守,以保障部下安全为条件,开城并在两军阵前切腹。
“渴杀鸟取”攻城战,是指丰臣秀吉围攻鸟取城时,丰臣秀吉命挖断通往城中的水源,让鸟取城断水数月,城不攻自破。
“水淹高松”攻城战,是指1582年5月,丰臣秀吉于梅雨时节围攻清水宗治所在的高松城。彼时,建在平原上的高松城周围已经变成了沼泽,城的东面有足守川为天险,只有一条小道通到城下。丰臣秀吉决定利用梅雨和足守川实施攻城,修建通往高松城堤防全长3公里,上部宽10米、底部宽20米、高达6米的巨大堤防。
丰臣秀吉采取超常佣金发动附近的农民,每运一俵土嚢的泥土就发给米一升、钱一百文,整个工事费米六万三千五百石、钱六十三万五千贯,工事很快完工。
毛利辉元亲率大军前来救援,但此时的高松城已被水淹到了本丸的石垣处,而且水位还在上升。毛利辉元派安国寺恵琼前往和谈,安国寺恵琼与丰臣秀吉面谈后,以:“割让伯耆、出云、美作、备中、备后五国;清水宗治必须切腹”为要求。
毛利辉元被迫答应,清水宗治为保存部下在两军阵前切腹自尽,高松开城投降。丰臣秀吉因地制宜、灵海取城的战术,使其总能够以较小的损失获得最大的作战收益。
二、技术对战术起着牵引与促进作用
战国时期,对于战术牵引最大的技术莫过于火绳枪的引入。从1543年火绳枪传入日本,到1573年长篠城之战火枪队在战斗中成建制使用,仅仅用了30年时间。
一方面,是因为火绳枪普遍引入战场。战国时期的大名们,普遍都愿意接受火绳枪这个新式兵器。1567年,铃木重秀对火枪进行了改进,在身管下方装上长度约20厘米的刺刀,进一步提升了火枪在战斗中的实用性。
东北的大名伊达政宗将火枪与骑兵进行了结合,命名为“洋枪骑兵队”。由于火枪在作战中的普遍使用,火枪的作用与地位也日益突出,公元1563年(永禄六年),毛利氏攻击出云的尼子氏的白鹿城时,在毛利方面死伤的45人中,有33人是由枪支造成的。
另一方面,是火枪使用不仅仅停留在技术革新层面,同时也带来了战术领域的变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织田信长,除了建立火枪队,他还引入了“三段击”战术,使火枪在战斗过程中达到“不间歇杀伤敌方”的目的。
同时,火枪队使原先的城市防御以栅栏的方式,来抵抗敌方冲击速度的目的无法达成。城市防御战术也带来了革新,防御方在城墙之上也普遍部署火枪兵来增强防御力。火绳枪的普遍使用,也迫使指挥员必须考虑如何有效组织其它兵种与火枪兵、炮兵之间的协同,这也带来了战斗实践与战术运用的一系列变化。
此时的日军战术,已经领先于同时代的中国。此时中国正处于明朝中后期,抛开政治上的黑暗不论,单纯从军事角度比较,日军战术已经超越中国。
三、新军制雏形出现
从16世纪中期开始,随着作战实践的进展,需要大量的常备军。而在战术上,除了骑马武士的单骑线,还组织了足轻(步兵的枪支队和弓箭队),随后建立了铁炮队。铁炮队出现后,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需要长期的训练。因此,常备军成为必要,新军制也应运而生。
四、以小博大的奇袭战术
日军的作战指挥员在战斗中有着极强的冒险精神,常常在作战中采取奇袭等手段以小博大,企图以最小的作战役入获取最大的作战收益。这一特点在战国至江户时期,日本大名身上已经有着明显体现,两百余年后的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以及再后面的奇袭珍珠港,都是这种冒险精神传承与体现。
奇袭战术是指挥员冒险精神在战斗中的具体体现。战国时期,织田信长的桶狭间之战、武田信玄的川中岛之战、武田胜赖在长篠城之战中的行动等等,都是奇袭战术。
冒险可以博取巨大成功,但并非每一次的冒险行动都可以获得成功。
冒险性的战术行动成功与否,也具有不确定性。桶狭间之战,细田信长取得了全胜;第四次川中岛之战,武田信玄惨胜;而武田胜赖在长篠城之战中的冒险却惨败,最终举家被迫自尽。
但纵观日军在战国时期的作战,奇袭战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并被传承下来。18世纪的日本军事理论家德川邑兴(1758—1804 年),在其系列著作中重点介绍四个方面内容:以步枪为中心的新战法;战场上的节义战斗精神;作战上快速奇袭;兼收并蓄古今诸派兵法之长。奇袭成为其作战思想的核心。
指挥员具有冒险精神,在交战中以小博大,必然要求其同时具有勇于担当的品质,能够在行动失败之际能对失利负责。在八蟠原之战中,山本勘助所推荐的“啄木鸟战术”被武田信玄采用。由于战术意图被上杉谦信发现,造成作战行动失利,山本勘助在战场上战死为个人行动负责;高松城之战中,守卫高松城的清水宗治无法抵抗丰臣秀吉攻击,选择在两军阵前切腹自尽以保存部下与战士。
战国与江户时期的作战实践中,指挥员鲜有在战场之上投降于敌的现象。若作战失败,指挥员通常会选择切腹的方式保存名誉,这实质上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指挥员取得胜利是目的,胜利的目的未达成即要负责,切腹是对任务未达成的谢罪。指挥员如此,参加战斗人员在作战中亦能英勇顽强,全力一心达成作战上的,即使处于逆境也能保持较高士气。
五、作战思想为战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时264年的江户时代,日本国家处于国家统一的和平时期,但作战思想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军事论述大量涌现,进入百家争鸣的时代。作战思想在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为明治时期战术的革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户时期,日本出现近百家兵学流派,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被名世命名的七大流派:甲州、北条、越后、山鹿、长沼、风山、合传。
小幡景宪 (1571~1663 年)于1621年完成《甲阳军鉴》的一书,是对武田信玄作战思想的集中反映。书中指出,作战之根本在取城、陷阵和布阵,对于筑城提出“五曲尺”原则,依天地自然之理法,灵活运用地利,建立纵深横宽,变幻自在的防御体系。北条流派仍然推崇中国的《孙子兵法》,其在《武教全书》中指出中层武士(战术行动的指挥员)要学习战术与军制,了解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
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长,日军的军事理论家们也是如此。在接收转化孙子兵法的同时,一批军事理论家也将目光转向了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
18世纪,诸如《火器发法传》、《西洋火攻神器说》、《西洋火器说》、《西洋火器解》一批西方军事书籍被翻译成日文。1839 年铃木春山译《三兵战术》对日军影响最大,该书将普鲁士腓特烈、法国拿破仑的步、骑、炮战术引入日本。
据统计,整个江户时代,200余种西方军事著作传入日本。这些军事思想被转化吸引,与东方的孙子兵学融合,形成日本特有的军事思想与作战理论,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陆军战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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