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利休
日本从古至今一系列繁复的茶道仪式也是由其国情决定的,千利休的“侘び茶”也不例外。本文作者认为,表面的茶道仪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宜学习,那么,内在的茶文化,比如千利休的“侘び茶”对中国是否有借鉴意义呢?
千利休的“侘び茶”固然有积极的方面,但学习并不意味照搬当代日本茶道的某种形式,因为日本茶道本身可能也存在流弊。比如太宰春台就曾经著文批判茶道仪式:“把炭放进炉子里的时候,客人也要挪近去看、加以赞美,如果花瓶里面插着花,也要称赞一番。大致上,不管对于任何事物,只要见到评价所作所为,都非加以称赞不可。简直可说是谄媚之极致。”
可见,对千利休“侘び茶”为代表的外来文化,需要比较社会文化土壤的不同点。通过结合自身发展的目标,来思考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借鉴什么和如何实现等等。如鲁迅所言“拿来主义”,亦先经比较、定立自我标准后才能确保扬弃的合理性。
日本茶道与中国茶文化的差异性
前文已经详述千利休“侘び茶”或当代日本茶道在产生发展、精神内涵变化、茶道仪式目的等方面与中国平民化的饮茶有较大不同,因而此处仅对比分析日本茶道与我国茶文化存有异处的另一个原因,即地理环境造成所用茶叶、茶事饮茶法的不同。日本本土最早并无茶叶,对其认知是来自天朝上国的灵丹妙药,引入的茶树也被种在御药园的“典农寮”。现在,据统计日本抹茶的茶叶品种也仅55种。虽然国内也有茶商把“营养健康、远胜绿茶”作为抹茶吃茶法的宣传口号,但不难发现,因为日本的抹茶茶叶不论产量和品种都相对较少,正所谓“物以稀为贵”,才有机会演化出如此完全的吃茶方法和繁复的茶道仪式。
从我国的角度看,现在全国能够叫得出名的茶叶有一千多种,而传统意义上也分为六大茶,即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于丽萍(2007)认为不仅不加配料的“清饮”可被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把茶当饮料解渴的“喝茶”;二是注重茶的色香味的“品茶”,三是讲究环境气氛、冲泡技巧的“茶艺”,四是通过品茗来修身养性的“茶道”。还有可以加盐、糖、奶或葱、桔皮、薄荷、桂圆、红枣等“混饮”茶。在历史上,我国向来就把茶作为寻常之物,不像日本历史上茶叶最初是舶来品,也就没有对其过分推崇的社会基础。
可见,对日本茶道尤其是千利休“侘び茶”的学习,不一定要拘泥于形式。若照搬过来并生地硬加以推广,不仅因为没有文化根基难以长久,也会显得不伦不类。推而广之,对其他的日本艺术,甚至小到个人的成长路径,大到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在日本获得成效的举措可能不见得适用于中国社会。正如千利休认为自己有固定的点茶方式,只与其自身特点有关,所以敦促弟子创造出适合他们自己的点茶方式。
同时对个人成长,还要看到各种方法都会有其局限性,用正误成败来论断可能都有失偏颇。或许应当最先一并吸收,以“有效”作为融入行为的准绳,其他则备在一旁以待不时之需。如此,更能应对时刻变动的社会环境。
“侘び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意义
上文已经否定了要模仿千利休“侘び茶”的外在形式;那么,是要学习“侘び茶”的内在精神吗?也是否定的。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民族始终在中华文化中汲取养分。即使是被誉为国粹的“侘び茶”,其精神内涵不仅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源头,也可以找到比之更为深入、富有哲思的论述。千利休本人实然在茶道和人格上都达到了令人憧憬的极高境界,但与中国历史上有如恒河沙数的圣贤先师相比,平心而论,并不算是特别耀眼的人物。
抛开“侘び茶”的形式,又抛开“侘び茶”的内涵,似乎什么都没剩下。然而,这才是最需要向千利休“侘び茶”借鉴的、能促使中华文化重现生机的地方,就是把精神内涵与外在形式相连的整个过程和实现方法。
以往曾有过喧嚣的“国学热”以及向海外推进、浩浩荡荡的“
孔子书院”,虽然初衷是为了重新发扬中华文化,但就不久就偃旗息鼓的结果来看,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教学,不如说像是热闹的口号运动或者乡土社戏。究其原因,或许就是因为缺少像千利休“侘び茶”这样能将精神凝结在行动之中、并被广泛认同的某种仪式。
因为曾经丰富繁多所以不知珍惜,到现在艳羡他国艺术文化广结硕果,实在令人叹息。然而“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更重要的是,在信息网络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似乎能感受到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对不同文化在新兴媒体中冲撞交锋的现象,不禁可以联想到,就像各民族冲突融合的古中国形成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当代的世界文化也需要有某种兼容并包、独具魅力的文化形式来引领。
比较来说,过分追求理性、专业化的西方文明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对文化较为单一与极端化的日出之国而言也可能难负此任;而中华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过,虽由于历史机缘拥有一定的潜在优势,但也可能为其他取而代之。由此,当前更需要向日本民族学习“知行合一”的实践过程。对个人而言,就是如何把纸面上的描述外化成个人习惯;对社会民众而言,是如何重新拾起经典并使之成为整个民族的国民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