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中的女性人物：命运相似但贞操观存在根本区别
非我族类 2017-04-21
源氏物语插画
驹尺喜美女士在其作品《“魔女”解读源氏物语》一书中，以现代新女性的观点重新解读了《源氏物语》。驹尺女士认为，《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女性文学家，还是她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者，紫式部不仅关心女性，而且率先意识到了男女之间的差别，通过《源氏物语》一书详细描述了当时女性们的悲惨生活与遭遇。在《“魔女”解读源氏物语》一书中，驹尺女士认为《源氏物语》并非旨在记载光源氏一生的辉煌恋爱史，而是以光源氏为线，贯穿描述其周边女性的生活与境遇，且以源氏物语时代背景下的上层女性和中层女性为例，指出女性无论身份高低尊卑，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其悲惨生活的根源就在于“gender”的存在，即社会性差别的存在。具体表现为：一是无婚姻自主权；二是男权社会；三是正房妻子的悲哀；四是社会主流舆论的毒害。
我在阅读《红楼梦》与《源氏物语》时发现，从社会性差别角度重新解读两部作品的话，两部作品中描写的女性，其悲惨生活与境遇的根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两国女性均无婚姻自主权，两国均属男权社会，两国正房夫人具有同样的悲哀。同时，虽然均处于社会性差别之下，两国女性又存在若干不同，如：贞操观的差异、财产继承权的差异。
以下，我基于社会性差别角度，从无婚姻自主权、男权的强盛、正房妻子的悲哀与社会主流舆论的毒害等方面，以两部作品中的具体人物为例，探究当时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同时通过比较指出两国女性存在的贞操观念差异和财产继承权的差异。
一、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源氏物语》，两部作品中的女性无论身份高低贵贱，均无婚姻自主权，而婚姻自主权的丧失，是导致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本原因。
根据驹尺女士的分析，光源氏的第一位妻子——葵上，其父为朝廷左大臣，葵上与光源氏的结合是左大臣与天皇之间的约定，这桩婚姻不是光源氏与葵上的感情结合，而是“父权婚”下的政治婚姻，当事人葵上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一丝决定权，该种婚姻形式本身就预示着葵上的不幸人生。细究历史会发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子婚姻由其父亲决定，父亲死后决定权转移至母亲，母亲死后决定权再转移至兄长……
《红楼梦》中的女性亦是如此。女主人公林黛玉由外祖母贾太夫人养大，自己的婚姻决定权自然掌握在贾母手中，即便黛玉与宝玉两情相悦，但如若无贾母同意，黛玉依然无法与宝玉结合。当时的女性不仅没有婚姻自主权，就连喜欢谁也绝不能说出口，否则立刻被视为不守妇道、寡廉鲜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黛玉只能将对宝玉的爱藏于心底，最终由于无法与宝玉结合而抑郁身亡。无独有偶，贾府二小姐迎春因父命嫁给中山狼孙绍祖，不堪折磨，终至年少身亡……《红楼梦》中此种故事数不胜数。
究其根源，都在于两国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婚姻自主权的丧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当时女性们的悲惨境遇。
二、男权的强盛，即女性在男权社会因男权强盛而遭受的种种危害。
在《源氏物语》一书中，根据驹尺喜美女士的分析，女性不仅遭受父亲、丈夫的压迫，甚至可能遭受外界一切男子的危害。例如，空蝉被光源氏侵犯，年幼的紫上被光源氏强行掳走，女三宫遭到了柏木的侵犯……此种事例举不胜举。
《红楼梦》中描写的女性同样深受男权之苦。但是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中女性所遭遇的男权压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为父权，二为夫权，三为主权，即来自男性主人的权力压迫。例如二小姐贾迎春在嫁给孙绍祖之前就知道孙绍祖乃一介纨绔，凶残好色，卑鄙下流，然而出于父命，迎春只能含泪出嫁，最终遭遇了悲惨的婚姻生活；而嫁给孙绍祖后，饱受凌虐，却碍于夫权，无法脱离苦海，只能隐忍度日。迎春的悲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时的女性面对强大父权及夫权时的无可奈何，也充分显示了这种父权、夫权强盛的制度给女性带来的痛苦与危害。《红楼梦》女性中所遭受的另一种男权——主权(男性主人的权力)的压迫，更是不枚胜举。
三、正房妻子的悲哀。
在一夫多妻制度下，正房妻子与否，都逃不脱悲惨的命运，而即使贵为正房妻子，也有着其特有的悲哀。
如《源氏物语》中所描述的，男性对于正房妻子的要求，不仅仅是出身高贵、美丽大方，才德兼备，甚至还要求她没有任何妒忌心理，无怨无悔地爱着自己的丈夫。如果正房妻子得不到丈夫的认同，那么她的正房地位也就岌岌可危。譬如光源氏的第一位正房妻子——葵上。而如果正房妻子成为丈夫眼中合格的妻子，得到了丈夫的赞赏，那么她能够获得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原因在于合格的正房妻子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满足丈夫要求、受到丈夫宠爱于赞赏的同时，也让女性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女性的特质，成为了丈夫的附属，这样的角色似乎与幸福无缘。譬如光源氏精心培养的妻子——紫上，就是最好的证明。紫上在担任好主母一角，备受光源氏宠爱和尊重时，自己却陷入无限惆怅与悲哀之中，终日抑郁寡欢。
《红楼梦》中对于正房妻子的要求与《源氏物语》中的要求大同小异。根据《红楼梦》的描述，成为贤惠夫人最重要的莫过于宽容。如果正房妻子对丈夫纳妾的行为加以阻拦的话，不仅会受到丈夫的责难，甚至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红楼梦》中最符合这一标准的夫人莫过于王夫人了。王夫人上孝敬婆婆——贾母，中顺从丈夫——贾政，下宽待下人。王夫人凭着前两点获得了婆婆的宠爱、丈夫的信任。而与王夫人的“贤夫人”形象相对的正是凤姐的“醋坛子”角色。王熙凤漂亮能干，打理贾府上下家务井井有条，备受尊重，而王夫人对凤姐唯一一点担心就是凤姐“贤惠”不够。在王夫人看来，凤姐阻止其丈夫贾琏纳妾，贾琏身边妾室不够多，正是凤姐为人的一大缺陷，会使凤姐遭人话柄，受到多方责难。而当知道凤姐主动为贾琏接进尤二姐时，王夫人才放心下来。
从这一点上看，当时中日两国社会舆论对待正房妻子，都要求她们戒忌戒妒，心甘情愿地接受丈夫妻妾成群，并帮助丈夫努力平息妻妾间的纠纷……而这种对正房妻子的要求，注定女性在当时的婚姻制度下很难得到幸福，也铸就了女性悲惨的命运。
四、《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女性虽然在婚姻自主权、男权等方面其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处，但在贞操观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别。
根据《源氏物语》的描述，我们得知当时日本女性虽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婚姻，但是恋爱生活却是较为开放的。既可以选择喜欢的人，又可以与喜欢的人私通。对于日本女性来说，与自己喜欢的男性发生关系似乎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有时仅凭鸿雁传书、未曾谋面就可能发生性关系，而周围的社会舆论对此似乎又过于宽容。例如，右大臣的女儿胧月婚前曾与光源氏发生性关系，后来事情败露后，胧月未曾受任何处罚或责难。此外，《源氏物语》一书中与光源氏产生恋情的女性，有很多均待字闺中。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女性的贞操观十分淡薄。
《红楼梦》中描述的中国女性们却与此迥然相异。中国女性的贞操观异常强烈，女性本身如此，周围的社会舆论亦是如此。不用说与男子发生性关系了，即使是与男性产生不好的传言，也会遭到严厉的指责，甚至遭受种种责罚，略有不甚即可能沦为人们口中的“荡妇”“淫妇”，而再无面目立足于世。例如贾宝玉的侍女——晴雯，姿色出众，心灵手巧，尤其受到宝玉的喜爱，与宝玉的关系似乎更为亲密些。而当王夫人得知这一切时，晴雯不仅遭受种种羞辱和奚落，而且被赶出大观园，最后含恨而亡。丫鬟如此，身份高贵的女性在感情方面所受的约束愈加深重。大观园中的小姐们完全没有恋爱的自由，也丝毫不得表露任何与情与爱相关的感情，黛玉因偶吟一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而受到宝钗的谆谆教诲，而贾母在元宵节上也大力批驳《凤求凰》的内容，抨击追求恋爱的小姐们“人不人，鬼不鬼”。该书的女主人公——林黛玉，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深深掩埋起自己对宝玉的一段深情。从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中国女性的贞操观极强，不仅视贞操重于性命，而且重名节胜于性命，在这种舆论氛围中，女性拼命压抑自己的感情，誓死捍卫自己的贞操。
综上比较，我们可以说中日两国女性在贞操观上具有根本性差异，两者对待男女之情的态度也如天壤之别。
通过从社会性差别角度重新解读、比较《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我们不难发现，两本书不仅仅描写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更向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制度下女性悲惨的生活与命运。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在一夫多妻制度下，女性备受压迫，被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舆论牢牢束缚着，丧失了婚姻自主权，丧失了自由的意志，面对强盛的男权，女性们只能隐忍度日，无论何种身份、何种地位，皆难获得幸福。从社会性差别角度来看，《红楼梦》和《源氏物语》正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女性的此种社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