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如何改变日本
非我族类 2017-04-19
日本战国时代
日本战国时代围绕“谁将成为下一代将军”的问题，爆发了一系列争端。地方上两位国主各自支持一名继位者，争端导致了战争。其他领主则趁机吞并弱小邻国的领地。这场战争持续了11年，波及整个日本，大量军队在都城的街头巷尾战斗。京都大半毁于这场战争，足利幕府的政权也走到了尽头。第一次战争结束于1477年，但是不久以后，战争再次开始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地方混战
早在1467年以前，足利政府建立时局势就已经很不稳定。大名依靠幕府控制手下较有实力的臣属，同时又要依赖这些人对抗强邻和保持独立。1467年，幕府的倒台打破了这个体系最关键的一环，守护大名们被孤立起来，这解除了地方割据混战的最后一道阻碍。
但是，守护大名们是如此脆弱，根本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每个领地都呈现出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混杂在一起的状态。有些领土可能成为“公地”，但仍需向京都纳税；有些领土沦为庄园；有些则看上去已经变成私人领地。土地上的收入被京都的贵族、守护大名或地方强权武士夺去。各地都有不受大名控制的武士团。大名的领地混杂在其他领主的辖区。家臣的武装力量比他们的大名还要强大。有些家臣控制了乡村的武士团。一旦守护大名被孤立起来，他们就成了有实力的家臣或邻国的猎物。
到了16世纪末期，足利时代的所有大名几乎都被推翻，除了九州岛南部是个例外。原有的领地上出现了上百个小的“战国大名”，他们各自领导一个武士团。濑户内海一个辖区发现了大名们依山而建的200座城堡的遗址--跟多瑙河沿岸的城堡废墟类似。这些领主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也跟欧洲封建社会早期的战争没什么两样。
日本有句格言叫做“弱肉强食”，这是日式的“适者生存”，经常用来形容那个世纪的战争。在大名领导的藩属中，能在领地内进行强有力的军事改革的人最后生存了下来，不够残忍的、因循守旧的，则被打败和吞并。正如战国时一位将军所说，这是一个“用强权说话”的时代。另一人这样说道：“武士们不在意被称作狗或野兽，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时代的早期有数百个小国，人们把城堡建在河边的悬崖上或山坡上，这些都是防止敌人奇袭的天然屏障。距名古屋30分钟车程的犬山城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鲜活例子。尽管比起一个世纪以后的城堡，它显得粗糙，不够精致，但它是一座能够承受敌人进攻的真正的堡垒。随着战争的进行，数百个地方小国被兼并成数十个分国。新国的城堡大多位于平原上，城镇围绕着城堡发展起来，商人云集，为不断壮大的武士团体提供日常所需。姬路的白鹭城则是分国领主的城堡的典型：这座城堡不亚于犬山城，而它的精致和美丽同时也体现出一个领主的排场。最终，它还是被区域邦国的联盟攻破了。直到16世纪晚期，日本全境才出现一统天下的霸权。
步兵革命
战国时期，步兵取代骑兵成为日本军事力量的骨干。士兵们仍然被叫做“武士”，仍然是大名的家臣(大多数情况下是大名家臣的家臣)。但是他们的数量、社会地位和战斗技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结果是，只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社会就发生了改变。
变革从土地开始：足利时代的守护大名已经将越来越多的土地收入变为己有，但战国时代的大名将其全部夺了过来。不管是公地还是庄园(包括皇族的庄园)，都被掠夺并变为封地。士兵的薪俸来自于大名的土地收入，而那些重要的家臣，通常也是大名军队的军官或指挥官，得到封地的奖赏。封地的治理权是私人的，掌握在封地所有者手里。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继承制度也发生改变，以适应新的形势。分散继承--将武士从土地中获得收入的权利分给他所有的子女--已经不能适应一个世袭武士阶层的社会。分散继承使得镰仓幕府的御家人变得贫困。为了保证武士家庭经济的完整性，在镰仓时代晚期，平均继承被单子继承所取代，经过足利时代的发展，1467年以后单子继承已经变得十分普遍。因为封地通常传给最能干的儿子，而不必是最年长的，因此这种继承制度通常被称为“单子继承”，而不是“长子继承”。
有了更多的收入，战国大名们组建了更大规模的军队。他们从农民中招募士兵。有些新兵搬到了大名的城下町，有些仍然住在村里，平时种地，战时参军。武士阶层的壮大在更早以前就开始了。12世纪的战争记录谈及数十或数百个武士参加的战斗，有时候甚至更多。平治之乱的卷轴画证实了这些数据。到了14世纪，一次战斗往往有上千或上万军队卷入。到了16世纪晚期，一场大的战役要调动几十万军队。屏风绘画证明大量的军队集结在固定的位置，只有军官们骑在马上。当然，骑兵团作为突击部队仍然在使用。
14世纪中期，一种新式武器被开发出来：一种有着强大推进力的长矛，粗大的木柄，沉重的錾子样的刀刃，用双手握着可以穿透中世纪的盔甲，这是用剑所做不到的，它还可以像铁头木棒一样到处挥舞。士兵们手握长矛，相互之间距离1米，用针垫战术刺穿飞奔的骑兵队。这种武器的出现导致了日本贵族武士的终结，就好像15世纪瑞士士兵用长枪终结了北欧的骑士一样。1467年以后，长矛成为战国时期日本的主要武器。当然，长矛的传播与招募农民兵是相符的，因为它不需要多少训练。到了16世纪早期，成为领主的“第一长矛手”是每个武士的梦想。甚至将领们也会训练如何使用长矛。一个著名的将军这样写道：“一百个长矛手，胜过一万把武士刀。”
第二项很快被将军们采纳的革新措施是滑膛枪。这种枪在16世纪中期由葡萄牙人传入，它的威力在1575年的长筱之战中得到了证明。在那一次战役中，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长矛队和滑膛枪队对阵著名的军事战术家武田胜赖的骑兵队。集中在防马栅后面的3000滑膛枪一齐发射，信长消灭了大多数的敌军。军团作战取代了单兵格斗，战争变得无情、残酷和血腥。
对外关系和贸易
足利时代，日本的海盗商人聚集在近海，有时会打劫朝鲜或中国北部的沿海城市。15、16世纪，他们扩大了劫掠范围，沿着亚洲的海岸线向南延伸一直远达越南。为了遏制他们的掠夺，明朝皇帝邀请第三代足利将军同中国贸易。1404年，两国达成协议，明朝皇帝还册封足利将军为“日本国王”。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向中国定期派遣进贡使节团。但是海盗行为并没有结束，一直到16世纪末期日本统一以后才停止。
国内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贸易的货物体现了日本的进步。早期出口到中国的商品都是原材料，如铜、硫黄或银，到了16世纪，加工产品大量增多，包括剑、矛、酒瓶、折扇、卷轴画、屏风画和调墨板等等。作为交换，日本进口铜钱、瓷器、绘画、书籍和药品。
日本在东亚海上扩张的同时，欧洲的船队也来到了日本。葡萄牙的海盗商人历经万难到达印度果阿、马六甲、澳门，最后于1543年到达日本。西班牙的大型帆船绕过墨西哥和菲律宾于1587年来到日本。几十年后，荷兰和英国商人也来了。
对掠夺和利润的渴望，以及宗教热情驱使着一个150万人口小国的葡萄牙人。他们的船只更加先进。由于中国明朝政府的海上贸易禁令，葡萄牙人赢得机会，成为重要的运输船队。他们载着东南亚的货物和日本的白银来到中国，换得中国丝绸然后运往日本，所得利润用来购买东南亚香料回欧洲市场上销售。葡萄牙人一开始就发现：与割据日本的大名交易要比跟统一集权的中国政府交易容易得多。九州岛的几位大名为了吸引葡萄牙商人而改信基督教。
商人带来了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建立于1540年，旨在成为罗马教皇反对宗教改革的战士。仅仅九年之后，圣弗朗西斯·泽维尔(1506-1552)就来到了日本。他立即写信回去，称日本人是“我们所发现的最好的(种族)”。另一个耶稣会士写道：“日本人都是白种人，他们彬彬有礼，拥有高度文明，因此，他们优于世界上已知的任何其他种族。”而就日本人来说，他们也对耶稣会士表示尊敬，因为这些教徒富有苦行精神、虔诚，而且博学多识。
耶稣会士已经尝试过改变中国士大夫的信仰，到了日本他们就在武士身上下功夫。他们来到京都，得到了织田信长的赏识(他当时致力于对抗比睿山的武士僧兵和位于大阪的净土宗石山本愿寺)。葡萄牙人和基督教的事物流行起来。画家创作了“南蛮的屏风”来描绘葡萄牙人的“黑船”。基督教的标志被用来装饰漆盒和马鞍。信长有时会穿戴葡萄牙服饰和十字架，还说如果耶稣会会士放弃一夫一妻的主张，他会考虑成为基督徒。皈依基督教的人从早年的寥寥几个增加到1579年的13万再到1600年的30万。也就是说，在16世纪末期，日本基督徒的比例比现在还要高。
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在日本比在东亚其他地区更成功。当基督教刚传入的时候，日本人把它看作佛教的一个新教派。对日本人来说，真言宗的佛陀和基督教的上帝，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和基督教的天堂，对着观音(大慈大悲的女性菩萨)祈祷和对着圣母玛利亚祈祷，这些几乎没有区别。日本人还注意到净土宗与基督徒的信仰在神学上有相似性。在日本人看来，《罗马书》第十章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必将得救”，这令人想起净土宗念阿弥陀佛的惯例。耶稣会会士也注意到了这些相似点，并且觉得这些教派是魔鬼创立来考验他们的信仰。泽维尔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尽管他的苦行令人敬佩。他把历史上的佛陀和阿弥陀佛归类于“两个魔鬼”。尽管他的排除异己导致了一些紧张和不满，但基督教还是很快传播开来，达到一个不小的规模，这些都是由于耶稣会会士个人魅力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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