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11万女子嫁为中国人妇 中国名人与日本女子情缘
彼岸花开 2016-04-14
日本女子
战后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大举出兵我国东北摧枯拉朽打败了日本关东军。此时的东北,农场、企业、生活、后勤、学校等等,到处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日本人。据统计,由一等臣民瞬间成为难民者多达130万人。
混乱中,很多日本女人通过一些相识或早先成为中国人妻子的朋友介绍,嫁给了中国男子。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他们自身难以克服和解决的问题是恐怖和饥饿。据资料记载,这部分人多达11万人。
其余120多万人呢,自然沦为了难民,而且他们需要回避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最大的问题是120多万人如何解决吃和住?!
当战争完全结束,一切有了基本秩序后,美国马歇尔、中共周恩来、国民党张群组成的军调处三人小组协调决定,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全部集中分期分批遣返!
绝大部分生活很长时间甚至出生、上学、工作在这个地方的日本人选择了离开,陆续返回日本本土。但,也有相当多的日本人,特别是已为中国人妻子的日本女人留在了中国。显然,选择留下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她们割舍不了的爱!
即便是选择离开,到安全返回日本,其中也充满着艰难困苦。据记载,在抵达葫芦岛(遣返集结地)的路上,开拓团民中弥漫着恐惧。不断有风声传来,苏联兵专门收拾日本女人、见孩子就打死,还有胡子兵要来扫荡、原来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要回来报复。于是频繁出现上百人相约集体自杀事件。佐渡开拓团就在他们生活的原地自尽,麻山事件是530名开拓团民走到鸡西麻山,再也走不动了,团长下令先杀死孩子,大人再集体服毒。
回过头来,再说说日本女人就地嫁中国人的事。这是一个叫浩代金子的故事。
1940年初,浩代金子高中毕业后随着丈夫来到朝鲜,丈夫是日本驻朝鲜17军的一个小队长。后来,丈夫战死在朝鲜,儿子下落不明。战乱中的浩代金子逃到中国延吉,被人介绍再嫁,成为牡丹江火车站宪兵小队长的妻子。
1941年,在牡丹江火车站来了一批日本慰问团,大多是年轻漂亮能歌善舞的女学生。宪兵小队长要求自己的妻子加入到这批从军慰问团中去,到绥芬河、东宁等地慰问演出。
她们不是慰安妇,不提供性服务,她们的任务是用歌舞鼓舞日本军人的士气。
浩代金子的第二任丈夫死于1945年8月与苏联红军的战斗中。她在中国东北没有一位亲人,她开始逃亡,先到延吉后是珲春,经人介绍嫁给了第三任丈夫,是个中国人。
周围乡亲们对于娶不到媳妇的男人捡了个老婆,都非常理解和照应。其实,很多国民党官兵也藏匿熟识或有感情的日本女子。
这些留在中国的女人,落地生根繁衍后代。后来的后来,很多人又选择回到日本定居、工作。有的还为中日友好和中日高层互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名人与日本女子的情缘
一代文豪 郭沫若的异国情缘,成为他心里永远的痛。1892年,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镇。1914年7月,他22岁时留学日本,进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预科毕业后转入了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学。
佐藤富子1895年出生在日本仙台,其父亲佐藤右卫门是基督教牧师。佐藤富子21岁那年,母亲佐藤初没跟女儿商量便给她订了亲。富子因此离家出走,来到了位于京桥区的东京圣路加病院,做了一名护士。在这所教会医院里她与郭沫若相识,后来二人相爱。这段中日联姻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
而陶晶孙作为郭沫若的连襟兄弟,他的异国情缘,则鲜为人知。陶晶孙在日本帝国大学跟郭沫若一起学医,娶了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
陶晶孙多才多艺。他终生研究医学,是中国现代预防医学与寄生虫研究的先驱。他在小说、音乐、美术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而且精通日文和德文,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
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文艺、音乐。她与陶晶孙相识的时候,在仙台一所女子学校当英语教师。她跟陶晶孙的浪漫交往,由钢琴开始。
蒋方震和左梅一家
佐藤富子后来改名为郭安娜;陶晶孙娶的妹妹佐藤操改名为陶弥丽。无论命运如何坎坷,她们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忠于中国丈夫,并把中日联姻的结晶——混血子女抚养成人。姐妹俩都是典型的日本式贤妻良母。
军事学家、前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方震(百里)的爱妻左梅(佐藤氏)原是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护士长,是日本女子。在奉派看护蒋百里时,两人相互由敬慕生爱而结合。他们的女儿、钢琴家蒋英留学德国,后来成了钱学森的妻子。
“名将之花”蒋百里,被誉为中国最有才的军事学家,抗战期间因劳累过度在睡梦中猝死。当时“倒戈将军”冯玉祥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说蒋百里是被日本妻子左梅打毒针毒死的。女儿蒋华知道这个消息,立即打电报坚决否认,澄清其事。
日本女子左梅追随丈夫蒋百里终生。为了跟从蒋百里抗日,她自行断绝了与日本亲人的一切来往,也不教孩子们说日语。蒋百里死后,她因为日本女子的身份而遭人白眼。但她一直留在中国为蒋家守寡,直到1978年在北京去世。
1913年康有为回国不久,市冈鹤子也来到了上海。在辛家花园的游存庐,鹤子正式成了康有为的第四妾。1925年初,28岁的鹤子怀了身孕,这年康有为68岁。那年秋天,鹤子回日本生下一女,取名凌子。
辜鸿铭认为,日本女子,即使是贫苦的下层女子身上,也有某种名贵的气质,她们温顺、纯洁、敏感、真诚、女人味十足。这种气质,本为古代(特别是汉唐)中国女子所有。辜鸿铭对日本女子的赞扬并非纸上谈兵,而有实践证明:他娶了日本女子吉田贞为小妾,甚至到了没有她就不能入睡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