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第安人如何对待保留地制度：大多数人对复兴仍然怀抱希望
非我族类 2017-08-09
印第安保留地
保留地制度的推行，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家园毁灭，土地丧失，迁移路上饱经磨难，生活环境发生巨变，人口锐减，独立和自由均付诸东流。这些不幸几乎是所有进入保留地的部落的共同经历。但各部落的反应并不相同。那些原来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从保留地制度造成的苦难中崛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复兴。另一些部落在经过抵制之后，也开始走上生产自给的道路。但相当多的部落长期未能适应新的变动，趋于消沉和颓废。不论是何种情况，印第安人都没有失去复兴的希望，还在尽力保存自身的文化传统，梦想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
一
在保留地内获得复兴与发展的，只有那些原来文化比较发达的部落，特别是从东南部迁入印第安人领地的“五大文明部落”，即切罗基族、乔克托族、奇卡索族、克里克族和塞米诺尔族。“五大文明部落”在迁入印第安人领地之前，一方面饱受白人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从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创造出了印第安人中最繁荣的文化。这些部落采取主动的态度对待白人文化，部落领袖要求全体成员改变生活方式，在服装、生产方面接受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建立了很多农场、种植园和企业，有的还拥有大批黑人奴隶。在政治上，他们制定了成文宪法，建立了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新型政府。在文化上，他们鼓励白人传教和兴办教育，不少人的教育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白人邻居。特别是东切罗基人，不仅经济兴旺，社会繁荣，而且创设了立宪共和国，拥有自己的文字和报刊。访问过该部落的北方人感到印第安人“生活得舒适而富足”，口袋里的钱比白人还多。不幸的是，一贯指责印第安人野蛮落后的白人社会，不仅不欢迎他们的“文明开化”，反而视之为对白人文化的更大威胁。所以，“五大文明部落”也未能避免迁徙他乡的厄运。
19世纪30年代，“五大文明部落”被迫迁入印第安人领地。当时的印第安人领地虽未明确其保留地性质，但实际上已十分接近后来的保留地；所不同的只是，“五大部落”在一个时期内仍享有较大的自治权。虽然迁移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和痛苦，但他们定居下来后很快就走上了复兴之路。他们重建立宪政府，选举各级官员；开办学校，发展教育；印刷报纸，出版书籍；兴办农业、牧业和贸易，生产的棉花出口国外，谷物和牲畜销往密苏里、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的边界市场。部落社会重新出现了兴旺景象。内战给5个部落造成了严重创伤，部落分裂，生产停顿，土地荒芜，不少人流离失所。战后5个部落顺利地得到了重建：一些人投资于新兴的铁路、采矿和养牛业；有个名叫罗伯特?琼斯的乔克托人还发了大财，拥有28家商店，成为远近闻名的企业家。部落政府还举办国际博览会，招徕白人前来投资和旅游。有些人还大批雇用白人劳工。英语成了通用的语言，人们的吃、穿、住也日益接近白人。尽管部落内部一直有人抵制变革，但终究不能阻止印第安人领地成为西南部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二
不过，5个部落对保留地制度的成功适应，在保留地时期的各部落中并不具有普遍性。相当多的部落，或部落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像5个部落那样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情况较好的是逐步走上了生产自给的道路。据1872年联邦印第安人事务专员的年度报告，在20多万保留地印第安人中，约有134000人做到了生产自给。
另一些对保留地制度进行过长期抵制的部落，由于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巨变而经受了更加深重的苦难。这些部落原来生活在大平原和西南地区，多以游猎采集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手段，而且骁勇善战，特别是接受白人传入的马匹和枪支后，更是行踪不定，四处袭扰，使边疆居民为之胆寒。由于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有极广阔的活动空间，因而保留地制度对他们始终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保留地制度进行坚决抵制。大平原北部的苏族和夏延族，曾对北线的西进和铁路修建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前来镇压的联邦军队屡屡受挫。1868年，在联邦政府做出了较大让步的前提下，他们才同意迁入达科他和蒙大拿的保留地。但他们仍继续游猎生活，经常越出保留地边界。同时，白人也不断进入他们的保留地采矿掘金，并大量猎杀野牛，导致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直至1876年年底，苏族和夏延族才放弃对保留地制度的武力反抗。大平原南端的凯厄瓦族、科曼奇族和阿帕奇族也对保留地制度进行过顽强的抵抗。1867年10月联邦官员与大平原诸部落首领会谈，要求他们迁入保留地。凯厄瓦族首领萨坦塔回答说：“我们热爱这里的土地和野牛，我不会与它们分开……我不想定居。我喜欢在原野上漫游，在这里我感到自由和快乐；但当我们定居下来后，我们就会变得衰弱，就会死去。”其他部落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但最后他们都被迫在条约上签字，同意迁入联邦指定的保留地。为防止这些部落的反抗，联邦政府在大平原上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阿帕奇人是最后进入保留地的大平原部落。1871年，联邦为阿帕奇族划出7个保留地，但他们拒不迁入。于是联邦动用军队进行驱赶。在1874—1880年间，约有2,000名士兵专门从事这项行动，直到1886年才将阿帕奇族人全部赶进保留地。进入保留地后，这些部落仍不甘屈服，继续进行抵制。他们或越出保留地边界去狩猎，或袭击附近白人定居点，偷盗、掠取其财物，或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对于逃出保留地的印第安人，联邦军队严加追剿。1868年联邦军队在沃什塔攻击一群离开保留地狩猎的印第安人，近800人被杀死，50名妇孺被掠走。
1871年凯厄瓦族首领坐熊和白熊逃出保留地，袭击了得克萨斯的移民点，被捕后相继自杀，死前慷慨放歌，甚为悲壮。
当然，也有少部分印第安人的抵制取得了成功。内兹帕斯族对保留地进行长期抗拒后，于1885年获准返回故地。庞卡人首领立熊思念故土，率30名族人逃出保留地返回故地，遭到逮捕，联邦司法机关在审判他们时认定，“和平的印第安人”有权自由出入保留地。这也算是保留地印第安人争取自身权利的一次小小胜利吧！
但更多的印第安人对保留地制度的抵制，采取的则是消极、被动的方式。生活环境和角色地位的突变，使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而心境悲凉。一些人以酗酒来逃避现实。尽管联邦管理机关明令禁止向保留地印第安人出售酒类，但酒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到了印第安人手中。酗酒者多为当年的武士，他们被迫放下武器，无仗可打，便借酒浇愁，有“醉印第安人”之称。与酗酒相伴的是犯罪率上升。所以，酗酒成为保留地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有的人则沉湎于游乐，或玩牌，或赌马，或举家出动走亲访友数月不归。对老年人来说，回忆过去乃是逃避现实苦难的最好方法。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下一代讲述当年的野牛、鹿、狩猎和部落战争。由于印第安人多无文字，这种口碑流传便成了他们保存历史和文化的主要方式。
那些在1860—1887年间迁入保留地的部落，大多不习惯定居生活。他们不肯从事农业、牧业，也不喜欢政府提供的食品，觉得什么都不如野牛肉好吃。但没有野牛可猎，也只得退而求其次，终日无所事事，呆坐度日，等着联邦政府发放配给。绝大部分人都在以各种方式默默忍受保留地的不幸生活，但也有人将自己的不满表露出来。肖肖尼族首领沃夏基1878年对怀俄明州州长表白：“先是失望，继而是深深的悲哀，接着是难言的痛楚，接下来有时苦不堪言而使我们想起枪、刀和战斧，点燃起我们心中的绝望之火——先生，这就是有关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悲惨生活的故事。”苏族一位预言家说，从前印第安人生活快乐，但白人来后他们的土地越来越小，最后被禁锢起来了。阿帕奇保留地的一首歌谣唱道：“一切都已逝去”。当然，这些语句并不能充分表达保留地印第安人的痛苦和悲愤。
但是，处境不幸的印第安人并没有彻底消沉和丧失希望。他们仍在顽强地维护本族的文化传统，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复兴的梦想。联邦政府在保留地推行同化政策，不准印第安人保持原来的风俗、仪式和宗教，因而他们只能秘密进行传统文化活动。太阳舞、青谷舞和派尤特崇拜在保留地十分盛行，梦幻者教、鬼魂舞教、印第安人震颤教也拥有众多的信徒。这些传统仪式和宗教，一方面显示了印第安人文化的凝聚力，另一方面表明印第安人相信，总有一天白人会被消灭，印第安人的黄金时代又会到来。所以，虽经政府禁止围剿，这些仪式和宗教仍未绝迹。
一位苏族祭师临终前向至上神祈求道：“让我的人民生活下去吧！”至上神没有让他失望。印第安人虽经保留地制度的毁灭性打击，仍以一个种族而生存下来，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表明这个种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