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与梭罗的关系如何：二人不为人知的交往
非我族类 2017-08-07
梭罗小屋
一、故居、日记
在细雨中走出爱默生故居的时候，一个问题如眼前的雨丝一样缠绕着我的心绪。以我的观念，这座房子，无论如何应该有梭罗的一个位置，这不仅是他曾前后两次、长达两年多时间住在这座房子中，为前往欧洲游学的爱默生看守家园，呵护家人，而且《瓦尔登湖》的写作与修改也曾在这座房子里进行。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座房子对梭罗而言堪称精神的家园，但现在的梭罗却被他的家园放逐了。
这座建于十九世纪初的房子，方方正正，典型的乔治时代的木制建筑。双层，对称的八个大房间，爱默生与第二任妻子莉迪安生活的一切在这里详尽陈列，还有终生未嫁的大女儿的画像及卧室也都如昨，当年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俱乐部”也以小圆桌为中心体现了出来。我在参观时纳闷，为什么不给梭罗一个位置？当年梭罗在这座房子里为爱默生当管家时，住在哪一个房间？通过翻译传达到年老的讲解员耳朵里，没有想到她竟定神地看了我一眼，似乎眼前这个东方人触及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她没有笑，却有些俏皮地告诉我：“也许是住在阁楼上吧。”我走到庭院，回望了房子的屋顶，没有尖顶，没有天窗，屋顶的斜度不高呀，如何住人？也许梭罗上到阁楼便躺着？但梭罗分明喜爱在大自然中散步。我回国后曾在上海停留了几天，那日参观过上海博物馆，独自去逛南京路，经一家书店，见到梭罗的《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旧书新出，徐迟翻译，便又买了一本。其实我的书架上已有这本书，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译者也是徐迟，但一时不在手头。对于《瓦尔登湖》这样的书有两个版本自然不算多，而我主要是想早点翻阅，果然，证实了第一次阅读时留下的印象，这本书中提到了诸多的先圣与哲人凡一百八十余人，但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爱默生”三个字，不说爱默生对梭罗的种种扶持与帮助，不说爱默生与梭罗的友谊，仅就这本书而言：爱默生允许他梭罗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座小屋远离尘世地进行观察与实践（因为是爱默生的土地，梭罗还可免交土地税。其实，在这之前，梭罗便梦想到林肯的弗林特湖畔生活，但土地的所有者拒绝梭罗构建木屋），同时也为他写作与修改《瓦尔登湖》提供了条件，而梭罗在他的书中对爱默生却是水过无痕！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轻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梭罗：《瓦尔登湖》）
借来的斧头，说了，土地呢？好像是他自家的，想盖房便盖房，想砍树便砍树，其实这一切都是爱默生的赐予，而梭罗却是缄口不言。那时的爱默生已是大名鼎鼎了吧，他183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美国学者”，震动了思想文化界，被称为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宣言”，纵是当时在哈佛读书的梭罗没到现场听过这个演讲，也完全明白爱默生在美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了，按常理，在这里提一下爱默生，那是他的光荣，甚至按照西方人的习惯，这本书完全可以题上“献给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但梭罗是不按习惯生活、不按常理出牌之人。
我想从梭罗的其他著作中寻找有关爱默生的只言片语：
10月22日，“现在你在做什么？”他问，“你写日记吗？”于是我今天就动笔写。
据专家研究，这是梭罗的第一篇日记，起问者便是爱默生，实际上爱默生不仅仅是问，而是告诫他要写日记，告诫的内容梭罗忽略不记，就是发问人也为代指，“他问”，一开始便是那么的吝啬而乏敬意。1837年的梭罗只不过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孺子呢。
这天的日记中下面的一段更是重要：
为了独处，我发现有必要逃避现有的一切——我逃避我自己。我怎么能在罗马皇帝装满镜子的居室里独处呢？我要找一个阁楼。一定不要去打搅那里的蜘蛛，根本不用打扫地板，也不用归置里面的破烂东西。（《梭罗日记》第2页）
这几乎是梭罗四十四岁短暂生命的自我画像，而且简直是一锤定音（型），爱默生就没有发现？
终于读到了爱默生的名字了。那是梭罗刚刚在瓦尔登湖畔小屋住厌倦了，回到了康科德城的1847年，这时的爱默生又远行英伦，眼前的这座房子以及住在房子里的人都交给了梭罗照管。梭罗就像主人一样在这座房子里写作与生活，也还做些测量土地的活儿，将爱默生家的地产量了个一清二楚（我在康科德公共图书馆见过梭罗使用过的测量仪器、见过他为爱默生的地产手绘的图纸），并且继续记日记。这一年，在留存下来的几页日记中，梭罗先是将爱默生深受其影响的两个英国人戏谑了一番，说：“卡莱尔身为学者，怀着对人类的同情，从事着诚挚、忠实而英勇无畏的工作……卡莱尔的才华也许完全等同于他的天赋。”算是承认他的才华，虽然是上天赋予的，而对华兹华斯则更不客气，说他“才力微弱，不像毋庸置疑的和不屈不挠的天才那么伟大和令人钦佩……他想要实现一切勇敢和过得去的人生，最后心怀希望死去。”现在轮到爱默生了，也终于有了爱默生的名字和头衔：
爱默生也是评论家、诗人、哲学家，他所具有的才华不那么显眼，似乎不能胜任他的工作；可他的领域还在扩展，所要完成的工作越发艰巨，过的是远比别人紧张的生活；设法去实现一种神圣的生活；他的挚爱和才智得到同样的发展。假如再前进一步的话，一个新的天国便向他敞开大门。爱、友情、宗教、诗歌和神灵都与他亲密无间。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更加斑斓的色彩，更具观察力、更加敏锐的知觉；不那么强壮、灵活，却在自己的领域里脚踏实地；信仰坚定，一个评判众人的法官。找不到像他这样全面的对人对事的评论家，找不到像他这样值得信任和信仰坚定的人。在他的身上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实现了人的崇高品质。他是一个无条件赞美神明的诗人评论家。（《梭罗日记》第43～44页）
对于这个不那么好把握的语无伦次式的评价，读者诸君自有理解。依我之见，他给爱默生戴了那么多帽子，无非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他还在自不量力地扩张，真是活得太累，那些个完人与圣人式的赞美，便只有某种反讽的意味了。
二、长者、导师、教练
爱默生结识梭罗算是他的幸运年。1837年，他的《论自然》刚出版，他的“美国学者”的演讲引发了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运动，他与莉迪安的第一个儿子也降生到人世，这个幸运也许还应该加上有了梭罗，“这个男孩说的每一句话都使得他非常愉快”。蛰居康科德小镇的爱默生喜爱散步，习惯手杖，柱着手杖散步的爱默生思考着他的超验主义。在他们认识后不久，两人做了一次远程的步行，爱默生抛开了手杖，一直走到当地最高的山崖，一览萨德伯里河谷壮丽的景观：“天气很暖，愉快，薄雾绵绵，整个山川好似个露天大剧场，沉醉于欢乐之中。乌鸦的啼鸣仿佛在空气中的每一个尘埃上回荡。”爱默生写日记，喜乐之情溢于言表。爱默生阅读梭罗，梭罗也阅读着爱默生，《论自然》这部体现了超验主义哲学全部雏形的著作，梭罗一时着迷，据说是连读了两遍。从这里，他走近了爱默生，走进了爱默生的生活圈子，走入了“超验主义俱乐部”。
我在访问康科德公共图书馆时，看到了好些优秀的美术作品，其中有爱默生与梭罗的雕塑与油画，陪同参观的聂茸副馆长告诉我，梭罗个头中等，爱默生的块头很大，但他们的肩膀都向两侧倾斜，很像，同时，两人都拥有高挺的鼻子，梭罗的眼睛最为引人注目，又大又深，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爱默生走路喜用手杖，梭罗却是两眼盯着地上，注视着那些落叶、花朵或印第安人的箭头。她说，不少的书中都描写到他们这些长相上的特点，因而有人说，梭罗既不是爱默生的儿子又不是兄弟，但又似乎两者兼而有之。我想，这大概并不是完全指他们的相貌吧，或许更多的是指爱默生与梭罗的精神史和生活史？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爱默生对梭罗爱才如子，常常不等那位刚满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开口，便忍不住将扶持的手搭了过去。梭罗大学毕业，成绩本为平平，但爱默生认为此后生才华横溢，便写了信给哈佛的总裁（校长）昆西，隆重推荐。昆西自然相信爱默生，梭罗也便有了二十五美元的奖学金（那时年薪五十美元为正常收入，梭罗在瓦尔登湖造屋全部的费用为：二十八点一二五美元，他在瓦尔登湖一年种植玉米、土豆和萝卜等总收入为二十三点四四美元）。大学毕业后的梭罗求职未果，便自办一所小型的私立小学，爱默生赶去看看，说不行，便说服梭罗的母校康科德学院接管了那所刚创办的小学，梭罗与他的哥哥约翰同时进入学院任教。《日晷》是超验主义者的刊物，一段时间为爱默生的女友玛格丽特·富勒主编，梭罗一再投稿，虽然富勒也认识梭罗，但她认为梭罗的诗写得不好，不予发表，爱默生又接过来看看，经他的手一改一删，便顺利地通过了。这还不算，爱默生还亲自操刀配上一段按语：“我的亨利·梭罗将成为这个社交聚会的大诗人，并且总有一天会成为所有社交聚会的大诗人。”在爱默生的关照下，梭罗在总共十六期的《日晷》上发表了诗歌、随笔与译文达三十一篇之多。到了1843年，梭罗失恋，继而又失去哥哥，痛不欲生，爱默生为了让他摆脱抑郁的心情，介绍他到居住在曼哈顿的哥哥威廉·爱默生家当家庭教师，并引荐其进入纽约的文学圈，可是梭罗对纽约没有好感，“这地方比我想像的还糟一千倍”，只在那儿呆了半年多一点，便悄然打道回府。爱默生见之，没有半句责备，反而为其开脱，说“这种叛逆精神，多像他的兄弟”。至于爱默生在1841年至1843年、1847年至1848年先后两次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在前往欧洲游学期间，将家园与家人都托付与他；至于作为超验主义领袖在思想与观念上对梭罗的灌输与影响，包括允许使用瓦尔登湖的土地等等，那就自不必说了。
同时代有个叫阿尔比的人，对他们两人在一起相处的情景，作过如是的描述：
他与爱默生在一起很自在，整个下午和傍晚他都在那儿。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火炉边。我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爱默生不断听从梭罗的意见，似乎期待着梭罗的观点，总是准备对他否定性的、尖刻的批评抱以微微的一笑，特别是关于教育和教育制度方面。爱默生总是为哈佛辩护，说自己十四岁就进那里学习了。这引起梭罗的愤怒，他认为哈佛的教程没有任何益处。而爱默生似乎有意说这些去挑起梭罗的怒火，并以此为乐。提到剑桥的课程时，爱默生随口说，那里讲授几乎所有的学科和分支。梭罗抓住一点机会反驳：“对！的确是这样，所有的分支，没有一点跟学科有关。”对此，爱默生抱以由衷的大笑。晚上，梭罗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孩子们身上，一直在篝火上烤玉米。
如此这般的关系，何止是父子和兄弟，简直还是精神的导师与生活的教练。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爱默生只是一味地从长者的角度、导师的角度、教练的角度来关怀着扶持着信任着期望着梭罗，但是他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梭罗是不是需要这一切！尤其是爱默生忘记自己对梭罗最为欣赏的叛逆精神，而且是一个孤独的叛逆者，叛逆社会、叛逆当局、叛逆世俗、叛逆世人，难道就不叛逆你爱默生？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恩在分析爱默生与梭罗的关系时，说：“无论是就个人而言还是按理智行事，梭罗对爱默生的态度都近似于这样一种感觉：不咬喂食的那只手——即使咬也至少不那么明显。”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梭罗与爱默生并未发生“正面交锋”。诚如上述那段具体的描述所显示，梭罗对爱默生的叛逆是以忍让的方式出现，还包括沉默的方式，爱默生忽视或忽略了梭罗的忍让与沉默，或将梭罗的忍让与沉默视为接受的信息。所以，爱默生心安理得地称“我的亨利·梭罗”。
三、“敌人”、“毒箭”、“榆树枝”
直到爱默生第二次从欧洲游学归来，梭罗的叛逆精神才强烈显露出来，两人的关系趋于淡漠且一度抵达紧张的程度。研究者分析，有三个原因导致了这种公开化，一是将近一年的时间，爱默生在欧洲，梭罗在他的家，和他的妻子与孩子们都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梭罗“似乎已经习惯了呆在爱默生家里，爱默生的归来一定令他感到无所适从”；另一个原因是梭罗不赞成爱默生的英国之行，尤其不同意他对英国世俗的赞美；再就是梭罗的名气与声望渐长，但有人指称他不过是爱默生的影子与追随者。
因为在人家家里呆惯了而排斥真正的主人，于情与于理都不合。这还只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梭罗一直在感情上默默地眷恋着比他大了十六岁的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莉迪安。早在1841年，梭罗在曼哈顿当家庭教师时，便不时从纽约给莉迪安寄信，那些字迹潦草如天书的信，字里行间无不玄妙含情，而梭罗包罗万象的日记中，也有不少暗指莉迪安的段落。他似乎在用某种复杂却又未完全明白的方式爱恋着莉迪安。“别的人是我的亲人，是我的相识，但你是我的。”他在爱默生游学英国时的日记中写道：“你属于我，我也属于你。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结束，你又从哪里开始——你我生命的交接之处是如此的和谐。”这些事情，爱默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虽然每人有爱的权力，梭罗对莉迪安的爱，也并不表示乱伦，况且那时，爱默生与小他十几岁的玛格丽特·富勒也有着某种暧昧的关系，所以，理性分析爱默生不致嫉妒，但在潜意识中呢？因为我回家让你不习惯，这就更显得荒唐了，长者、导师、教练如爱默生者，也是无法容忍的。爱默生在英国期间，自然是不断地给美国的家人与朋友写信的，这些信件的来往者，自然也包括梭罗，由于爱默生在信中有不少地方对英国工业文明持赞美之词，梭罗不能接受，信中对爱默生所赞美的英国成就、物质文明、蒸汽机、速度及言论自由、书籍等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对爱默生在这一切东西面前的热忱与赞美表示了轻蔑，甚至在有的信件中，梭罗在身份上有些错位，错将爱默生赋予他家庭一员的位置看成了自己真实的位置，而对远在英伦的主人，使用着尖刻且带有防御性的语言。至于影子与追随者的问题，实际上一开始，梭罗便不想成为爱默生的影子，也不希望自己仅成为他的追随者，他有一整套生活与人生的理念，即使在日记这样私人化的介质中，也不承认爱默生对他的影响。他的第一篇日记中便是不想将这个影子带进去的明证，途中还会时不时地擦去追随的痕迹，只是因为碍着“那只喂食的手”，才没有反咬过去，但当那种一直担心、防备并不想承认的事情在自己出名之后却被人提起，梭罗的叛逆甚至愤怒的情绪就可想而知了。
仅仅这些原因，足可以导致两人原有关系破裂与现存关系的紧张，而由于梭罗神经质的性格，在他这一面表示得可能就更为明显了。1849年，梭罗的《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出版，这本书销量极差，而爱默生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宽厚和热忱，甚至对此书的缺点进行了一些荒唐的批评。梭罗被弄懵了：“我写了一本书，并请我的朋友提出批评，结果除了一篇赞词之外我什么也没听到——后来朋友和我疏远了，我又因为书中的缺点被贬得一无是处。”所谓的赞词指的是友谊破裂之前的事情，“当我的朋友还是我朋友的时候，他只是恭维我，我从来听不到半点真相——而当他成为我的敌人时，他却把真相附在毒箭上向我射来”。虽然梭罗在这里还是没有点爱默生的名，但言辞已激烈到“敌人”、“毒箭”这样的程度了。爱默生当然也有颇具伤害性的话：“说到友情，梭罗和我是不同类型的人。我宁愿抓一根榆树枝，也不愿意去挽梭罗的手臂。”并且调侃道：“梭罗没有食欲实在是件不幸的事，他既不吃也不喝。一个分不清冰淇淋和白菜的味道、连白酒或啤酒都没尝过一口的人，你还指望和他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如果以1849年为界点，爱默生与梭罗的友谊（起码在爱默生与外人看来）持续了十二年，关系紧张的时间却多出了两年，直至梭罗英年早逝（1862年）。不过，就是在友谊趋于淡漠、关系出现紧张的期间，他们还有接触，有交往，他们的争吵有时仍然可以重归于好，爱默生始终视梭罗为美国最优秀的作家，并对他寄以厚望。无论友谊也好，交恶也罢，他们都是美国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而又确如爱默生所言，他们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在一些思想与行为方式上，他们似乎很接近或说相一致，比如热爱大自然、喜欢散步等等。但深究下去，他们的差别却是非常之大，爱默生热爱自然，他认为现代文明可以取之自然并使自然更有秩序，而梭罗热爱自然则视自然为唯一目的，“不用圈套，也不用枪支”，他们之间好像是两座永远不能靠近的大山。从本质而言，爱默生应是世俗中人，对声望、名誉、地位、财产、家庭等等都看得很重，而梭罗绝对超凡脱俗，不追求财产、不追求虚名、不在乎亲情、远离现代文明，甚至“不喜欢平常的话题，对所有的来访者都大谈高深莫测的东西，最后把他们都贬得一钱不值”。爱默生为人热情、周到，乐于助人，而梭罗尽管有时也兴致勃勃，爱说笑，待人忠诚、真挚，但他身上似乎有种严肃的冷静——冷静得像坟墓。当然还有无数的方面，包括对待传统与古典、对现代文明的理解等等。要对爱默生与梭罗的异同做出分析，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绝不是这篇小小的文章所能为的。
斯蒂芬·哈恩有两个观点值得一提：一个是讲他们的语言与叙述风格的不同，一个是“霸权”问题。哈恩说：“华兹华斯指出，梭罗是‘一个对大众说话的人’——他用的是通俗的口语，也常常说题外话，而且好争辩，喜欢用方言或对话的方式。而爱默生却是师长作风，说话威严傲慢，滔滔不绝，旁人无从插嘴。”在叙述方式上，“梭罗的文章不是以一般事实的抽象概述而是以详细的观察资料作为开头……爱默生能够将经验事实迅速归结为诸如‘命运’、‘本性’之类的抽象概念，使经验层面看起来倒像事物的本质”。对此，哈恩没有做具体的分析，但对熟悉爱默生与梭罗的人来说，也是一目了然的了，爱默生的著作中尽是格言与警句，以致有人认为他只用格言写作，到现在，爱默生的格言在美国随处可见，这都是高度抽象与概括的产物，爱默生的演讲也就是以格言加雄辩征服全美的听众。而梭罗总是在描写事实，甚至是非常琐碎的描写，然后将他的观点漫不经心地隐藏在对事实的描写之中（或者随意穿插一些议论）。梭罗对爱默生一些观点，或者说对爱默生一些思想的批判，便也是寄托在对眼前事实的描写之中的，一般的读者可能还茫然无知（哈恩将《瓦尔登湖》看作一部哲学著作），尽在为他描写而喝彩。关于“霸权”，哈恩引用了爱默生在梭罗逝世时所写“颂文”中的一段话：
如果他的天赋只是爱思考而已，那么他很适合过他的生活，但他的充沛精力、实践能力又使他看上去像是生来就能成就大事业和做领袖的人。因此对于他放弃这世间少有的实干才能，我非常遗憾，我实在忍不住要指出他的缺点，那就是他没有抱负。因为缺乏这一点，所以他就无缘成为整个美国的管理者，而只能是一个美洲越橘党的头目罢了。缔造好霸权之后，某一天去种种豆子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梭罗那里却仍然只有豆子！（爱默生：《梭罗：瓦尔登湖》第320页）
爱默生批评梭罗没有抱负，不能成为整个美国的管理者，不能缔造霸权并在缔造霸权之后有所作为，完全是站在爱默生自己的立场上发言，既是对梭罗的批评，也是一种自我表白。爱默生在这一点上，完全契合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他自己因而成为美国的精神领袖；梭罗不一样，他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仅仅是一个自由人，一个超凡脱俗者，现在最多是再叠加上一重环保主义的映像。所以，哈恩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到处都是霸权事务的国家，如此评价几乎意味着一种谴责，那不仅仅是爱默生个人的心痛与失望”。
我在康科德公共图书馆曾与掌管着爱默生和梭罗的手稿与初版本的威尔逊女士讨论过爱默生与梭罗的关系，威尔逊女士一再强调他们最后都和好了的事实，并且引用了梭罗在批驳爱默生那篇《论友谊》中的一句：“优秀人物之间的友谊虽然终止了，他们的原则却依然没变，正如藕断丝连。”这对于既爱爱默生也爱梭罗的故乡学者而言，自然可以理解。但我想，他们的矛盾也罢和好也罢，都是两座高山对峙的事实，他们各自的存在显示了相互的高度。对于思想者，任何人都不要去充当精神导师，不要去充当人生教练，也不能自诩为长者，甚至不要做芸芸众生的强势领袖，忍让与沉默终有限度，爆发起来双方都显得尴尬、难堪甚至可怕。
不用说，爱默生故居中的一切布置与陈设，均由后人所为，这座故居的管理委员会便由爱默生家族组成，这一回，爱默生家族也对梭罗使用了一回橡皮擦，擦去了他留在这座房子中的痕迹与气味。直到这时，我才回味起在爱默生故居那位讲解员的话：“大概住在阁楼上吧”，原来是一句对梭罗来说隐含了调侃意味的语言啊，我却当真。
王炳根《书屋》 200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