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与庄子：中西大哲之间的思想共鸣
非我族类 2017-08-07
瓦尔登湖
一
瓦尔登湖位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郊，湖的四周青山环抱，碧绿清澈的湖水倒映着树木丛林的倩影，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公元一八四五年四月，一位二十八岁的美国青年携带一把斧头来到这里，砍伐树木，建造了一间森林小屋，在此过起了与世隔绝、自食其力的隐居生活。这位美国人的名字叫亨利截维梭罗。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零两个月，后来他把这段隐居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瓦尔登湖》(或译作《湖滨散记》)。虽然此书出版后，并未立即引起巨大反响，然而，它却最终奠定了梭罗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书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喜爱与重视，逐渐被公认为美国文学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名著。
《瓦尔登湖》不仅是一部文笔清新的散文文学作品，同时更是一部深刻反映作者人生哲学的力作。作品中描写的形象，清澈的湖水、湖边的草木、林中的动物、自然环境中的人，等等，都带着某种象征意义。书中叙述的许多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也都深刻地体现著作者的哲理思考。正如评论家查尔斯安德生所形容的，瓦尔登湖及其周围环境是一个“魔圈”。这部书震撼人心的地方，也就是这个瓦尔登湖小世界魔圈中所象征、所蕴含的哲理。
中国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的中国读者，读了这部书后，或许都会惊奇地发现，尽管书中所描绘的湖光山色、动物植物以及其中的人的，都带有美国麻省特定的异域氛围，但作者所要阐述的哲理却并不陌生，它甚至很容易使我们产生某种亲和感、认同感，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某种思想类型，诸如“天人合一”、“自然率真”、“抱朴守素”、“反朴归真”之类。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躬耕田园、垂钓水滨、泛舟弄笛、沉思默想，此情此景都不难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诸如庄子、陶渊明、王维一类人物。
总之，这位十九世纪美国思想家的身上，仿佛依附着古代东方哲人的幽灵。
二
梭罗显然是一个对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极有兴趣并颇受其影响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无须考证梭罗究竟读过哪些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也无须引证梭罗的确曾对东方宗教作过研究这一事实。因为单从《瓦尔登湖》一书中常常引用东方古代哲人的格言语录这一现象来看，即可说明梭罗对古代东方文化精神的浓厚兴趣和喜爱。书中直接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的言论，就多达十余次，甚至还引用了商汤王的《盘铭》(显然是转引自儒家经典《大学》)。其中最长的一段引文见于书中的《春天》一章，作者用《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章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春日早晨到来之际，人类道德良心复生的情形。作者虽然没有说明这段引文的作者和出处，但只要认真读过《孟子》的人一眼便可看出它的来历。可惜中译本在这里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径用中文原文，也没有注明出处，致使一般中国读者无法知道这一段洋文的中译竟是“出口转内销”，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之口。
此外，书中还多次提及所谓“东方人”的言论，他十分欣赏那些“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的古代东方哲学家，他在寂寞宁静的凝神沉思中“明白了东方人所谓沉思以及抛开工作的意思。除了引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言论外，书中还多次提到一些印度古代文献，如印度古代波罗门教最古的经典《呔陀经》等。
当然，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一书的思想情调带有某种东方精神的色彩，那么这决不仅仅体现为他在书中引用了一些东方哲人的只言片语，更重要的是梭罗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精神性生活的追求，他的人生价值取向等等，都近于西方人所理解的东方文化精神，而与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所谓“美国精神”颇不合拍。不过，所谓东方文化精神也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其中包含着差异甚大的诸多方面，梭罗不过只是近似于其中的某一类型而已，或者说，梭罗不过是从某一种意义上来理解和接受东方文化精神而已。
笔者认为，如果要从中国古代众多思想家、文学家中选出一位来与梭罗进行比较，那么庄子是最好的人选。
庄子的思想与梭罗相比，有许多共同之处。将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某种特定的角度，加深对这两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
三
梭罗与庄子的共同之处的确很多。
从哲学观上看，梭罗属于美国十九世纪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学派。这一学派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一个叫做“永恒的统一”、“永恒的个体”或所谓“宇宙的定律”的东西，它决定着自然界的无穷变化，推陈出新，轮回不休。它无所不在，“天才在苍蝇、毛虫、蛴螬与卵中看到那永恒的个体。”(注三)这个东西又被梭罗称之为“宇宙的定律”、“最高的现实”。世上万事万物，只是它的形变，所以梭罗说：“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
显然，这与庄子及道家学派本体论是相近的。道家亦视“道”为永恒的定律，最高的现实。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璧”、“在屎溺”(注四)。
从方法论上看，超验主义也具有庄子那种相对主义的思想特征。庄子认为“以道观之，物无大小”，世上万物的大小、高下、美丑、善恶都是相对的，所以“天地”可以看作一粒“稊米”、“毫末”可以看作一座“丘山”(《秋水》)。超验主义也认为：“在创造一切的圣灵看来，世界上的万物都不分大小。”爱默生在评论梭罗的思想时也指出：“有些人没有哲学家的观察力，看不出一切事物的一致性；在他们的眼光中，他(指梭罗)这种倾向当然是可笑的。在他(梭罗)看来，根本无所谓大小。池塘是一个小海洋，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每一件小事实，他都引证宇宙的定律。”
梭罗也和庄子一样，否认有智与愚的区别，他说：“关于智慧，我觉得愚昧和大智之间没有多少区别。”这种相对主义的方法论也表现在文章风格上。梭罗“喜欢故作惊人之语”，“他赞美荒山与冬天的树林，说它们有一种家庭的气氛；发现冰雪是闷热的；称赞荒野，说它像罗马与巴黎；它这样干燥，你简直可以叫它潮湿。”而庄子的文章中也多有类似的文句，如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
在认识论上，庄子认为人们无法通过知识和经验去认识道，只有通过所谓“心斋”、“坐忘”的直觉体悟，进入“朝彻”、“见独”的境界，最终使自己与道合一，“同于大通”，才能认识道。同样，超验主义也否认理性的认识方法，主张通过超越经验的直觉和本能去体悟那万物的本体、永恒的统一。梭罗自己就有某种“心斋”、“坐忘”的倾向。他常常“在没有打扰的寂寞与宁静中凝神沉思”，甚至有时觉得“我刚才几乎已经和万物的本体化为一体”，“我的思想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来，我找不到我的思路了。”这恰如《庄子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一样，在凝神静思中进入了所谓“今者吾丧我”的境界。而《瓦尔登湖声》篇描写作者在物我交融的境界中，静静地聆听大自然中各种美妙的声音，与南郭子綦关于“天籁”的一段描绘也是十分相似的。
与“心斋”、“坐忘”、沉思默察的直觉主义认识论相联系，梭罗与庄子一样，都有关于“言不尽意”的说法，认为精致的思想是不可用语言来传达的。梭罗说：“我们真实的语言易于蒸发掉，常使一些残余下来的语言变得不适用。它们的真实往往是变化的，只有它的文字形式还保留着。”梭罗认为如果人们只是阅读书本，哪怕是最精选的书本，那也会很危险，因为那会使我们忘掉“另一种语文”，“那是一切事物不用譬喻地直接说出来的文字。”而《庄子天道》一文也表达了对语言和书本的怀疑：“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庄子还用“轮扁斫轮”这个寓言，说明书本上的东西，只不过是“古人之糟粕”而已。这些见解与梭罗可谓如出一辙。梭罗十分欣赏他与朋友之间那种离开语言的“神交”。“我们的神交实在全部都是和谐的，回想起来真是美妙，比我们的谈话要有意思得多。”(第一六二页)“如果我们中间每一个都有一些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话语，若要最亲昵地享受我们的交流，我们光是沉默一下还不够，还得两个身体距离得远一点，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几乎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才行。”这一段描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庄子甲子方》中所描写的孔子会见温伯雪子的情景：二人“见而不言”、“目击而道存，亦不可以容声矣。”在这种“神交”中，语言的声音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政治观上，梭罗与庄子也十分相似。庄子主张“无为”，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上如标枝，民如野鹿”。“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而梭罗在《消极反抗》一文中也认为“最好的政府是什么事也不管的政府”。梭罗与庄子一样都讨厌战争。梭罗曾为抵制一八四七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而拒交人头税，以至被关进监狱。他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描写红蚂蚁和黑蚂蚁的战争，与庄子《蜗角触蛮之争》的寓言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梭罗所提倡的《消极反抗”与庄子对君主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也不无相通之处。
甚至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二人也颇有相近的特点。二人都属于浪漫主义作家，都善于将深刻的哲理通过直观生动形象的描绘加以表达。《瓦尔登湖》中有许多带有寓言性质的故事，有的与庄子的寓言一样含义玄奥，如那失去了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的寓言(第一四页)。当时就有人读不懂，有位爱德华先生特地跑去问他什么意思，他只反问道：“你没有失去吗？”有些寓言的荒诞程度也不亚于庄子，如“老苹果桌子中的虫蛹”的故事。又如柯洛城艺术家的寓言，与庄子书中梓庆削木为鐻的寓言(《达生》)也十分相似，都表现了一种超越了时空的精神凝聚，所谓“用志不纷，乃凝于神”。
四
然而梭罗与庄子最突出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二人都对他们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提出怀疑和否定，同时都至力于探寻他们自认为是真正体现人的本性的人生道路。这也正是这两位作家思想中最为惊世骇俗，却也最使人们感兴趣的部分。
梭罗生活在美国社会正经历着重大历史变革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这时美国的经济正从农业为主的经济向以制造业和工商业为主的经济过渡，城市人口急剧膨涨，工厂大批建立，市场扩张、铁路延伸，财富积聚，人们挣到了空前未有的钱，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成功的机会，大多数人变得更加乐观、更加自信，认为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人们渴望成功、勇于竞争，拼命挣钱，拼命追求物质财富。总之，这是个充满了乐观进取精神，充满蓬勃活力的时代。
梭罗的时代与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虽然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但两者也有着许多相似的特征。战国时代也是个正在经历历史巨变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正向封建社会过渡，积极进取、富于竞争，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诸侯争雄的局面为许多有才能的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和成功的机会，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纷纷为君主提供治国安邦之策、竞取争雄之术，纵横游士们周游列国，为自己成就功名富贵寻找机会。对财富和地位的羡慕和追求，已使得往日一切礼义廉耻，道德伦常都黯然失色。
总之，在梭罗与庄子所处时代，大多数人都以乐观进取的精神，热切地、忘乎所以地追求成功、追求物质利益。不可否认，这种追求也的确成为一种动力，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然而梭罗与庄子之所以成为杰出而独特的思想家，就在于他们能以敏锐独到的眼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提出与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价值观不同的观点。他们都看到了物质文明的发达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人性的异化，因此他们都反对对物质利益的狂热追求，甚至走向极端，对物质文明的成果本身也持一种否定的态度。
梭罗认为，现代物质文明，只不过是一些吸引人们注意的“漂亮的玩具”，“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房屋、家俱，本来是为人服务的，但过分的追求，却使“人成了房屋的囚徒”，“人成了家具的奴隶”，“人类成了他们工具的工具”。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铁路，梭罗给予尖锐的嘲讽：“我们没有乘坐铁路，铁路乘坐了我们”。他不愿意自己的眼睛鼻子蒙受铁路上的煤烟、水气和叽叽声的污染，他相信最快的旅行是步行，而不是坐火车(第四七页)。他认为衣服本来是为人服务的，但对服饰的过分追求，却使衣服变得比人更重要。“我们认识的人很少，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袜子却怪多。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后一件衣服，你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他指出人们吃饭本是为了生活，但由于希望吃得更好，于是就不得不拼命地工作；而越是拼命地工作，就越要吃得多，以弥补身体消耗。结果开支越来越大，因为他不能满足……一生就这样消耗在里面了。总之，他认为过分的物质欲望和多余的财富，“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
这种“人为物役”的异化现象，庄子也曾尖锐地加以抨击，称之为“以身殉物”、“残生伤性”。“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对于物质文明的新创造，庄子也持否定态度。当时有一种新发明的“用力寡而见功多”的抽水机械“桔槔”，庄子在《天地篇》对之加以嘲讽，以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故“羞而不为”。庄子也认为追求多余的财富对人生是有害的。“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盗跖》)庄子嘲笑那些以财累身的富人“财积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满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谓忧矣；内则疑劫请之贼，外则畏寇盗之害，内周楼疏，外不敢独行，可谓畏矣。”(同上)这不正是梭罗所说的戴上了金银镣铐的人吗？
在富于进取精神的时代，人们普遍以事业功名的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尺。而庄子与梭罗却对这种所谓“成功”的观点提出疑问。梭罗说：“人们赞美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这么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别一种生活呢？”“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急于成功，而从事这样荒唐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伴侣们，那也许是因为他听的是另一种鼓声。让他踏着他听到的音乐节拍而走路，不管那拍子如何，或者在多远的地方。他应否像一株苹果树或橡树那样很快地成热，并不是重要的。”而在庄子看来，世上本来就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功成者堕，名成者亡。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同上)世人所谓成功，不过是持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其态度为“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天地》)庄子称这种人为《风波之民》，认为这种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有害人心，不合人性。“功利机巧必忘夫人心。”而庄子则主张“无功”、“无用”、“无名”，也就是不求成功，不求有用，不以天下人的成败誉毁为意。
挣得金钱的多少，在崇尚财富的功利社会里往往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程度的标的。所以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而梭罗却认为挣钱并不重要，他甚至认为以挣钱为目的生活是一种浪费，因为“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梭罗在《没有原则的生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一文中说：“可以挣到钱的途径几乎无例外地导致堕落。如果你必须仅仅是为了挣钱而去做某件事，那就说明你是真正的懒惰或者更糟。如果一个劳动者除了老板付给他的工资外什么也没得到，那他就被骗了。而且他也骗了自己。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作家、教授来挣钱，你就不得不使自己出名，而那正意味着直线下降的堕落。社会愿意付出高价的那些职业，恰恰是最令人憎恶的差使。你被付了钱，是要你去做某种有损人格的事情。”(注八)这段话不禁使人联想到庄子讥讽曹商时所说的那段话：“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列御寇》)曹商出使秦国，“益车百乘”，在当时人看来可以算是个“成功者”，而庄子却骂他“舔痔”。事实上，在尔虞我诈、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挣大钱的人，的确有不少是干过近乎“舔痔”的下流勾当的。
总之，梭罗与庄子都认为，在这种竞争社会中，人们拼命追逐身外之物，却忘记了生活本来的意义；人们追求成功，却丧失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然的天性。
因此，这两位思想家在否定世人的价值观念，批判世俗的生活态度的同时，又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按照自己对人生真谛的理解，去追求他们认为是真正的、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梭罗抛弃了被他认为是“不安的、神经质的、忙乱的、琐细的”十九世纪美国社会，离群索居，到湖畔林中去寻找“真正的生活”，“以免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过非生活的生活。”(第八四页)“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同上页)而庄子则宁可做一只鲜活的乌龟“曳尾于涂中”，而不愿接受楚王的聘请去担任楚相，成为王者祭坛上失去生命意义的供品(《秋水》)。
五
那么，梭罗与庄子所追求的所谓真正的生活，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首先，它要求人们摆脱世俗的物质主义生活的束缚，以获得一种身心自如的自由感。梭罗希望人们“按照你的天性而狂放地生活”；“在一些我们从未漂泊过的牧场上自由生活”。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天放”，就是“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应帝王》”。梭罗告诉人们：“你不要再以手艺为生，应该以游戏为生”。而庄子也主张以一种“游”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虚己以游世”、“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而要想进入这种身心自如的“游”的境界，其人生的重心必然大大倾斜于精神性的方面，如梭罗所说：“我的整个生命是惊人地精神性的”。而庄子则主张“乘物以游心”(《人间世》)；“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所谓“游心”、“心意自得”，都是指一种精神性生活的自由。
其次，这种人生态度自然也就要求人们对物质性的生活采取一种不介意的态度，宁可过一种简朴的、甚至是原始的，或即道家所提倡的那种淡情寡欲的生活。梭罗说：“不喝茶，不喝咖啡，不吃牛油，不喝牛奶，也不吃鲜肉。因此我不必为了得到它们而工作。”“简单化，简单化!不必一天三餐，如果必要，一顿也够了。”(第八五页)在他看来，物质上的贫穷并不意味着生活的贫穷。“你最富的时候，倒是最穷”，“尽管贫穷，你要爱你的生活”；“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一个安心的人，即使生活在济贫院里，也会像在皇宫中一样，生活得心满意足而充满愉快。”(同上页)庄子书中描写的一些人物，也正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人生。像颜回那样“不饮酒、不茹荤”，全身心地沉浸于“虚而待物”的“心斋”境界(《间世》；像原宪那样“环堵之室”，“上漏下湿”，却仍然安坐其中，弦歌自娱(《让王》)；像曾子那样，“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却仍然浩然高歌，声满天地(同上)。而庄子自己则是过着“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的清贫生活(《列御寇》)。其所以要如此，就是为了避免因追求身外之物而丧失生命本来的意义。
最后，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生活是试图寻找一条人性回归自然的道路，希望找回人与自然原先所具有的那种和谐关系，恢复人性本来所包含的自然因素。梭罗说：“我在大自然里以奇异的自由姿态来去，成了她自己的一部份。”他赞赏那些“野性未驯”的人们的生活，“他的生活本身，就在大自然的深处度过，超过了自然科学家钻研的深度，他自己就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一个研究专题。”他希望“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的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的纯洁无瑕”。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人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这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法天贵真”《渔父》、“与天为一”(《达生》、“常因自然”(《德充符》)、“顺物自然”(《应帝王》)、“莫之为而常自然”(《缮性》)。
正像道家主张复归于婴儿一样，梭罗也赞赏一种单纯质朴的、无知无欲有如婴儿的美好人格。而所谓“婴儿”，正是人性中自然原始因素的象征。梭罗在《瓦尔登湖》篇描写了这样一个人：“他这样地单纯、天然的卑微”，“天真未凿，像一个小孩”。“他的思想这样原始，和他的肉体的生命契合无间”，他一生从没有累过，他身上的灵性是沈睡着的，跟婴孩的灵性一样。他不需要工厂，不需要咖啡，不需要钱，离开了这些他都能活，而且活得很方便、很满足。因为他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此正老子所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第五十五章)，也颇似庄子书中描写的那些“真人”、“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游》)，“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其生命仿佛就是天地自然的一个部份一样。尽管庄子的描写更富于幻想成份和神奇色彩，但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道的化身，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无知无欲，离形去智，与世俗的聪明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们身上都体现着作者对于自然素朴、返朴归真的生活理想的响往。
七
我们将梭罗与庄子的思想作上述比较，绝非只为说明外国某思想中国古代也有，或中国古代某种思想会影响到外国，从而满足某种虚荣感。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思想家惊人的相似之处，应该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东西。
粗看起来，无论梭罗还是庄子的思想，同我们当今伟大时代的历史潮流和时代精神都是不相符合的，是迂腐而不切时宜的。但任何一位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哲学家、思想家都不会对这两位哲人的思想价值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决不是科学的态度。那些与众不同的杰出思想家的价值，也就在于他们能够敏锐地、超前地察觉社会主导思潮掩盖之下的某种矛盾与敝端，从而向人类敲起必要的警钟。
梭罗与庄子二人所处的时代，显然都是一个生机勃勃富于进取精神的时代，而他们二人的思想总地来说是同当时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确也有不少极端的言论主张是极其迂腐、荒唐而可笑的。但是，他们思想中某些深刻而精彩的部分，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人们遗弃，相反，却在后来越发引起人们的兴趣，越发显示出它们的价值。正如一个世纪之后，一位美国评论家评论梭罗时所指出的：“事实上，他所挑出来苛刻批评的这些缺点，在我们这个时代比对他自己那个时代更为恰切。当他不满当时生活太复杂；当他提出“人口膨胀”将导致“生活绝望”；当他断言我们所谓之“进步”往往不是必要的进步，而“成功”不常是“成功”；当他声言我们往往由于运用手段而搞不清目标，为了达成目的而误混了方法；抑或当他断言原始人在某种情形下，也许过着比我们更快乐而完满的生活的时候，他同时代的人们很少会了解这一点。但是，在晚一世纪的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现在面对着梭罗所预见的这些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他是我们时代的先知。
在我们当今时代，当人们逐步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公害，越来越危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平衡关系的时候，当人们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社会中变得疲惫不堪的时候，当人们在日趋科技化、精密化的社会中愈益感觉到自己只不过像是这个社会大机器上一个失去个性的零部件的时候，当人们越来越发现在各种功名业绩的成功下面掩盖着的道德沦丧、人性扭曲、良心丧失的时候，人们重温梭罗、庄子一类思想家的言论，是否会从中找回某些人类已经失去了的宝贵的东西呢？
或许人类历史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人类不得不发展进步，然而每一个进步，又往往会同时伴随着原始美好的东西的沦丧。一方面，人类不可遏止地追求进步、积极进取、拼命竞争，为自己的成功而惊喜、兴奋、大唱赞歌；另一方面，人类又时时痛苦地追忆着过去，惋惜那失去了的朴素的自然状态、和谐的原始人性，甚至幻想着昨日再来，复归自然。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才能反映人类完整的精神生活。仅仅从进步与倒退、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关系上来评判梭罗、庄子一类思想家的价值，似乎过于简单，无法说明他们的思想为何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也无法解释当今《老子》、《庄子》的各种版本为何也能在书店里侧身于《股票搏击术》一类图书之间，时时受到现代读者的青睐。
各个时代或许都有自己的庄子。特别是当社会变革加剧，竞争愈烈的时候，庄子往往就会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梭罗的思想虽然与他曾受过东方哲学的影响不无关系，但从根本上看，还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当建功立业、追逐名利的浪潮汹涌到疯狂炽热程度的时候，当生活的手段日益取代了生活的目的的时候，就总会有人停下脚步，若有所悟，回过头去寻找什么失去了的往日的东西，那自然朴素、安宁、净洁、和谐温馨、符合人之天性的东西。这时，诸如庄子、梭罗这类思想家的言论，便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或许人们在奋发进取、追逐成功的搏击之余，也需要梭罗或庄子一类思想家为他们疲惫的心灵提供一片宁静的憩园。这两位思想家思想主题的永恒魅力，或许也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