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美国精神的塑造者
非我族类 2017-07-28
托马斯·潘恩
亚伯拉罕·林肯最推崇托马斯·潘恩，潘恩作品中清晰、雄辩的形式，张扬的气魄，让林肯为之心仪，视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在政治科学仍处于前现代水平的阶段，潘恩用那几本宣传册一样的政论著作——《常识》、《美国危机》、《人权论》——赢得了空前的影响力，对谋求独立的美国人和希望推翻君主制的法国人而言，可谓字字珠玑。后世美国人，特别是19世纪上半期的进步主义者和自然神论者，尤其把他看作楷模，到林肯时代，潘恩一直备受民主党人尊崇，林肯更是不但研其思想，还把他卓越的语言艺术吸收为己用。
对一位伟人最具摧残性的纪念就是把他符号化。潘恩的形象不至于像林肯或切·格瓦拉那样被印在T恤上或文在身上，但到了20世纪，他的意义已有了大幅的缩减。这位朱学勤先生所称的“三个世界的英雄”，被一般地认为是激进民主主义的集大成者，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新生的北美殖民地在大英帝国威胁下动摇不定的时候——为推动美国独立应运而生的宣传家。同为宣扬天赋人权的思想者，他比杰斐逊更加草根，更容不得丝毫的不平等；而同为构想代议制的理论家，他又比英国的约翰·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更加极端，主张直接民主，不认为立法权是独立的一头。这些姿态决定了他越来越像一个象征，而他的理论遗产，距离指导现世却似乎越来越远。
潘恩的《美国危机》里充满了这样的论调：“在危险的时刻，我们的勇敢是无可匹敌的，在对文明政府的构造上，我们的睿智也是无可匹敌的。”“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而且比起其他国家它要更有德行。”对后来的美国政要而言，这些言论首先奠定了他作为爱国者的地位。但潘恩自己认为，他的文字是可以“泽被后世”的，他写的不单是政治宣传册，也是道破天机的精湛的理论著作，他的天赋人权学说，借着北美这一“自由的避难所”的客观存在获得了茁壮生长的机会，他也抓住了以文章“觉天下”的历史机遇。这种爱国者-宣传员-理论家的三位一体身份，确实是美国人在政治初民时代有幸享受到的财富，与杰斐逊、林肯以及沃尔特·惠特曼这些人相比，潘恩的影响显得更为全面，留下一个全能型文人的样板。
《美国危机》中译本的出版，及时地提醒我们在政治理论博大精深的今天，不要忘记那个貌似粗糙极端的共和主义宣传家的存在。因为要理解美国精神，潘恩是绕不过去的。如爱德华·拉金所说，潘恩的文字不单服务于独立战争，更要紧的是它们“塑造了美国公众”，潘恩趁着北美大陆在政治上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来到这里画他的图画，纵然细节上多有偏执疏忽之处，但色调就此定了下来。他那一连串的发问——在任何国家权力的最初来源是什么？特权是否不属于人民？国王对人民有什么用？发明国王的人是不是人类的敌人？……北美的政治初民看在眼里，读在口中，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也许美国远不是自由的乐土，潘恩在其晚年也觉察到，新生不久的国家中已有阶级特权的萌芽发生，但是，只要有人能继续前辈习得的思考习惯，这个民族的发展史上就很难出现一面倒的政治高压，出现一个声音长久一手遮天的情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行事得以免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固有的观念包袱所限，更强似那些“文明古国”，后者的政治思维就是跳不出“治人”和“治于人”的死循环。
潘恩的文字还给美国精神日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正是在潘恩一再灌输的美利坚建国“没有先例”的思想刺激下，“五月花号”的后人才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表现得比欧洲哪个民族都果敢。
约翰·亚当斯说潘恩“善于推翻而不善于建设”，确实低估了他的能量。如果说，200年后潘恩无所不用其极的修辞术堪为民族主义之虎伥的话，那么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里，夸张一些说，他是用文字活生生“建设”出一个民族的。他谈到美国的处境和使命时，总是采取几乎不容置辩的口吻，乃至不惜把美国人格化为给人类指出前进方向的救星。他在《常识》中说，“北美……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人类天性在其上自然地发展，很快就能收获到最伟大的军事、民政及文学成就”——几句话就把清教徒移民的重孙重孙女们捏成了一个整体。
肖恩·威伦茨在《汤姆·潘恩的哀荣》一文中谈到，当代人挖掘潘恩的意义，更多的是因为居于愈分愈细的政治派别中，人人都需要找到可为自己辩护的东西。贬低和拥护潘恩的理由都变得十分复杂，再也不像当年那样，喊出“自由”二字就能让人心跳加速。然而后人应该意识到，他们的许多理论成就都是踏在潘恩的肩膀上做出的，更何况，他那些文字哪怕已只有历史文献的意义，读起来仍可让人发出如此感慨：世界还有变得更好的余地和希望。
书评人：云也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