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废奴运动中陷入两难的梭罗
非我族类 2017-07-19
美国废奴运动
在人们的印象中，梭罗之所以成为梭罗，是因为《瓦尔登湖》。这本书是他暂居林中的写作，体验蛮荒丛林，实践简单生活。尽管只是一份两年的自省自述，但它的影响几乎覆盖了整个梭罗。
其实，梭罗还有另外的面向，与《瓦尔登湖》无关。他是入世的、行为的，他的政治哲学理念，给社会变革提供了新的可能和路径。因而，在政治思想史上，也有梭罗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社会运动。
深陷废奴运动的历史漩涡
梭罗生长在一个特殊时代。1817年，是美国终结南方奴隶制的前夜，南北对峙，整个国家犹如坐在火药桶上。他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州府波士顿、以及家乡小城康科德，不仅是反奴隶制的中心，也是激进废奴主义者的中心。1826年，梭罗刚刚9岁，马州就成立了“有色人种基金会”，1832年，波士顿成立“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都提倡立即解放奴隶，实行种族平等。
1839年，一艘古巴贩奴船上的黑奴造反，杀了船上的白人，并将船驶入美国长岛水域。波士顿的激进废奴主义者们，开始为这些非洲奴隶的自由奔走呼号，这就是轰动全美的“阿姆斯达号”案。1841年，“阿姆斯达号”案进入联邦最高法院，为“阿姆斯达”号黑奴们辩护的，又是一个波士顿名人——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这起案件的胜诉，标志着激进废奴主义者们的胜利。
梭罗20岁从哈佛大学毕业那年，他的母亲和姐姐参与创办了康科德的“妇女反奴隶制协会”，他随之深陷历史漩涡之中。那些反奴隶制协会，也都属激进废奴主义。所谓“激进”，就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可以采取“违法手段”废奴。
废奴主义者们悄悄潜入南方，说服奴隶跟他们离开，然后一站站接送，抵达加拿大，这就是著名的“地下铁道”。梭罗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卷入救助活动。他在日记里几次提到，如何让逃奴躲藏，为他们买票，送去下一站，等等。因为违法，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就在这段日子，23岁的梭罗决定拒缴人头税。他认为，国家还有奴隶制，就是政府的失职，个人就有权以行动不支持错误的政府。
奴隶制是南方各州的问题，当然也是联邦的问题。梭罗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在梭罗出生之前，就由州最高法院的裁决禁止奴隶制。但在波士顿，在梭罗眼前，还是经常可以看到奴隶。例如，南方州的主人们还是会“合法”地带奴隶来北方，签下一份份劳务合同。直到1854年，波士顿还在捕获和审判来自南方的逃奴，审判依据是1850年的《逃犯和奴隶法》。
梭罗写下万言长文，谴责自己州的非人道。但是，面对非正义的法律，个人该怎么办？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挥之不去。这是南方奴隶制和北方废奴运动的政治冲突，但对具有哲人气质、习惯思辨深究的梭罗，最终把它归为政治哲学的命题。
面对非法之法的纠结
1849年，已离开瓦尔登湖的梭罗，写下了《论公民的不服从》。
梭罗写道：“作为一个公民，我并不像那些自称不要政府的人，而是要一个更好的政府。能让每个人明白：什么样的政府可以要求民众的尊重，这是得到好政府的第一步。”梭罗说，今日美国虽然“被普遍认为是自由的庇护所，却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我暂时还无法承认，它既是我的政府，同时也是奴隶们的政府。”
这样的切入方式，是典型的承继古希腊以来政治哲学中的契约概念。
南方奴隶制问题涉及个人和法律的关系，即人和政府的契约关系。对于这个概念，最早的清晰表达是柏拉图所写的《克力同篇》，他记述了苏格拉底的谈话，被称为是“希腊版本的社会契约论”。在这篇谈话中，苏格拉底已被判处死刑，他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依希腊法律的裁决并不公正。但是，他拒绝了弟子和朋友们劝他逃离雅典的建议。他认为，既然自己接受了社会契约，就必须遵从程序正义的法律裁决，哪怕它并不公正，即使要夺去自己的生命，也应该慨然赴死。
苏格拉底是在思考个人和“不公正法律裁决”之间的关系。它假设法律本身是公正的，程序是公正的，但裁决人做出了错判（可能并非故意错判）。既然如此，他认为自己必须服从裁决，以体现维护契约精神。而对梭罗思想最概括的表达，则是在法律错误的时候，公民有不服从的义务。
后人在研究苏格拉底和梭罗时，常认为他们两人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命题，只是一个人选择“服从”，一个选择“不服从”。但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命题：苏格拉底的情况是，假定法律和程序都没有问题，问题是在陪审团的最后裁断；而梭罗面对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是一个不符合自然法的“非法之法”。
另外，苏格拉底一案涉及他自己的生命，而梭罗命题中，若屈从而“守法”，自己可以安居乐业，只是千千万万不相识的奴隶，他们每日支付的自由和生命代价，会扰乱他的良心安宁。所以，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他个人是否要服从依据正常法律对自己的错误裁决；而梭罗的问题则是如何为他人的正义去推翻错误的法律？抑或，公民是否有权不服从错误法律。
要论社会契约理论，对美国建国者以及梭罗影响最大的，显然是英国的约翰·洛克。他提出，唯有在取得被统治者同意，并且能够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时，政府才获得统治正当性，社会契约才自此成立。当正当性丧失时，民众则有权解除这个契约。他讨论的是政府和人民的契约关系。
梭罗面对的问题，来自历史遗留的奴隶制。就连清晰的洛克理论，在当时的美国法律中，都似乎变得自相矛盾。症结就在于奴隶制中的奴隶“是私人财产”，也就是说，若提出保护黑奴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就“侵犯”了奴隶主的“财产权”。在同一个法律框架下，洛克的三大权利荒唐地冲突起来。
奴隶制在南方是合法的，梭罗写道：“非正义的法律的确存在。”而且，奴隶们并不起义，那么，“我们究竟是满足于服从错误法律，还是应该一边服从，一边努力去修改法律，直至修法成功？或者，我们干脆就违反法律呢？”
他和家人协助逃奴的“正义之举”，在南方属于“违法行为”。梭罗说，“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应当等待，直到说服多数人去修改法律；如果选择以违法的方式纠错，结果会更糟。”他们也一直期待，联邦最高法院能以宪法审查裁定涉及奴隶制的地方法律违宪，但这条路一直没有走通。
面对两难，梭罗对政府推进废奴不力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为什么不能预计到变革终要到来而提前做准备？他们为什么不爱惜那些少数的明智之士？为什么不鼓励公民时刻警惕、指出政府缺陷、使他们主动把事情做好？”
提出一种新的可能
梭罗不会料到，在一百年后，他的政治思想会传播到全世界，被许多处于弱势的群体接受，他们被梭罗的话打动：“我还从未听说，一个真正的人会被众人强迫按某种方式来生活。”同时，也启发了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人去组织非暴力抗争运动。
他们感觉梭罗是在提供非暴力抗争的方式：“如政府必须在 囚禁全部正义 和 放弃战争和奴隶制 之间做选择，它马上会选择前者。若今年一千人不交税，这既非暴力，也不流血”但实际上，“公民的不服从”只是提出了一个理念以及新的可能。在实践中，它会面对无穷无尽的新课题。
在梭罗和类似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之间，其实有巨大落差。梭罗并非在号召“运动”，他只是呼吁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良知尽其所能，去做个人可能的不服从。而甘地开创的大规模非暴力抗争要复杂得多，要面对不同地区不同的抗争对象，聚合不同传统和素质的民众，局势千变万化。大规模非暴力运动常常容易暴力失控，也可能因追求策略偏离人道初衷。
假设“违法”是一条出路，那么底线在哪里？偷偷解救个别奴隶的“地下铁路”是一回事，武装攻击奴隶主呢？历史上最激进的白人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不满和平废奴运动“只有语言没有行动”，终于决定带21人深入南方，攻下一个西弗吉尼亚小镇。
进攻第一枪，就打中了一个自由的黑人搬运工。他们顺利占领军火库，扣留一批人质。他们按计划得到十万枪支，却失望地看到，根本没有预期中一呼百应前来加入的黑奴。最后他们被政府军击败。他们自己死伤大半，更有无辜者死于他们的攻击。最后，布朗和几名被俘者面临绞刑。
事件轰动世界，法国作家雨果写了陈情信，把布朗比喻为斯巴达克斯的反抗，要求赦免死刑。梭罗也写了长长的文字，为布朗辩护和请求赦免，但最后布朗还是被依法处死。
（林达）
关键词: 美国废奴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