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废奴运动中基督教的声音：基督教如何唤醒和推动美国黑奴进行反抗
非我族类 2017-07-19
美国废奴运动
在“五月花”号到达北美的时候，奴隶制已存在多年了。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特许“皇家非洲贸易公司”有计划地向西印度群岛和北美贩奴。1713年后的20年内，英国每年至少向美洲输入了1.5万名奴隶，他们大多数都进入了北美英属殖民地。贩奴成为英国的皇家事业。
新英格兰是大量“政治移民”的聚集地，他们流亡的原因往往是宗教迫害，因此宗教意识特别强烈。由于北美的生活环境，各种宗教的思考内容很早就包含了奴隶制问题。尽管这些在新英格兰的早期清教徒对宗教的正统问题曾经非常狭隘和固执，并认为印第安人的宗教是魔鬼的宗教，也视教友派为邪教和异己。但是在奴隶问题上，基于对《圣经》的理解，他们得出了自己毫不含糊的结论。他们认为使用奴隶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是符合《圣经》的：一是沦为奴隶的人必须是战俘，二是同意出卖自己的人（债务奴隶）。除此之外，他们无法接受“买卖奴隶”和“蓄奴”这样的做法。1640年，一个名叫史密斯的船长，他把在非洲劫持的一群黑人运到马萨诸塞州出售，结果遭到了司法机构的逮捕，而黑人被当地人用公款送回了非洲。因为当时马萨诸塞是清教徒的天下，他们的原则是圣经所传达的上帝的原则，史密斯船长在他们眼中显然违反了上帝的原则。这一举动虽然没有最终阻止此后的贩奴浪潮，马萨诸塞和其他殖民地一样，几十年后蓄奴现象很普遍，但早期清教徒们的宗教情怀却成为一百多年后废奴运动的星星之火。
除了马萨诸塞的早期的清教徒外，同属北方的宾夕法尼亚教友派，由于宗教理念也迈出了废奴的第一步。1688年，在德国镇的公谊会（教友派的一个分支）每周宗教聚会中，他们留下了这样有关奴隶问题的讨论记录：我们反对这种针对人民的肮脏交易，理由如下：……他们是黑人，但是我们不能想像，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能有更大的权力令他们为奴，就像我们对其他白人，也没有这样的特权。（注：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1页。）教友派虽然没能顶住宾夕法尼亚的蓄奴浪潮，然而，也许正是宗教热情使他们没有放弃较量。1696年公谊会就提出了反对进口奴隶的提议。此后25年里，他们几乎没有停止过这样的呼吁，而且呼声越来越高。（注：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页。）所以，宾夕法尼亚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中最早在议会里通过对进口奴隶进行禁止性课税法案的地区。虽然禁奴法案一再被英国否决，但他们没有停止抗争。到1754年，教友派又迈出重要的一步，就是他们在挑战立法的同时，开始利用教会的约束力，禁止教徒购买奴隶。于是，在这样的两面夹击之下，在独立战争之前，宾夕法尼亚的奴隶交易几乎都停止了。
在废奴过程中，黑人的觉醒和斗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774年，马萨诸塞英国总督收到了一群黑奴提出的申诉书，黑人们从人性的原则、法制的概念和基督教的教义出发，无可抗辩地要求恢复他们和孩子被剥夺的生而自由的天赋权利。可见，在也许是黑奴理性反抗的第一声呐喊中，也有基督徒的声音。
在美国独立后制定的宪法里，南北双方有关奴隶的问题达成了妥协。一是在禁止进口奴隶的问题上，给南方20年的缓冲期，二是在如何以及何时解决殖民地遗留的奴隶制问题上，联邦承认无权对各州做出制度裁定，而是由各州自己立法解决。
对于宪法的规定，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一直没有放弃挑战。1839年，在南北双方在奴隶问题上处于势均力敌斗争的时刻，发生了一起被称为“里程碑案例”的“阿姆斯达事件”。阿姆斯达是一艘运送被劫持黑人的古巴船只，由于黑人暴动而震动美国，引发了一场持续了三年的司法挑战。激进的白人反奴隶制，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海上漂来的挑战司法的机会”，向奴隶制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极大地鼓舞了其他反奴隶制的人们把斗争推到更高阶段。而有学者认为，在历时三年的营救黑人的斗争中，捐款和参与营救的人们的动机就是他们的宗教理想，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类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持有一种宗教性的深刻同情和慈悲心怀。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无私而持久的抗争，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注：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5页。）
阿姆斯达事件发生时，美国的第二次宗教大觉醒刚结束。这次大觉醒从18世纪90年代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它所强调的神学原则是，摒弃加尔文教的人是有罪的信仰，使教徒能掌握自己的宗教命运，即人人可以得到救赎，人人可以进入天堂。这样，宗教信仰与个人对自由权利的追求一致了起来。换句话说，第二次大觉醒是一场大众宗教运动，它在进一步促进了宗教自由理想的传播的同时，鼓励了人们去追求其他方面的自由。这自然会推动人们投身反奴隶制的斗争。1821年贵格会教徒本杰明·伦迪出版报纸《普遍解放倾向》呼吁废奴；新英格兰人贵格宗教徒约翰·格林利夫威蒂尔自1831年开始以他的诗歌和散文宣传废奴主义；一位神论教派信徒威廉·钱宁的废奴主义思想则代表了新英格兰宗教复兴运动人道主义思想。他指出，奴隶制是违反上帝的神法的，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人是他的子孙。从这一点看，倘若捕捉一个人，奴役他，便是“对造物主的污辱，是严重的社会错误。上帝在每个人身上注入了不朽的精神，比所有外界创造物更珍贵。天上人间的语言怎样讲人类的价值也不过分……每个人对造物主说，都是无比珍贵的。”人要发挥自己的潜能，不断地臻于完善。奴隶制不让人们这样做，因此是错误的和不道德的。中国学者刘彭指出，第二次宗教复兴运动（第二次宗教大觉醒1800-1839年）在复兴基督教道德的基础上，把善恶标准的运用扩大到了批判奴隶制的罪恶和废奴的问题上，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对后来北方人民团结一致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注：刘彭：《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美国学者艾伦·D·赫茨克在论及基督教对废奴运动的影响时指出，卫理公会、浸礼会及其他福音派教徒的反奴隶制鼓吹，在他们的不屈不挠的虔信热诚中得到最有力的表达，他们把反奴隶制十字军运动视为美国社会道德重整之潜在机会，而道德重整则是福音派思想恒久的主题。“对当时的很多福音派领袖来说，内战不啻是一场巨大的道德斗争，并因通过惨重的伤亡来结束奴隶制得到圣化”。（注：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南北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林肯总统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把战争的目的从防止联邦的分裂转换为“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最贴近人性的道德诉求。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他又把北方对南方的战争目的定位为“献身为一种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其实，所有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就是基督教的理念。既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那么就不应该有民族的或种族的歧视，更不应该允许一个民族将另一个民族置于被奴役的状态。《解放奴隶宣言》发表后，北军士气大振，势如破竹，而南军不仅输了理，而且在宗教道德上显得低下，结果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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