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主义出台时间 尼克松主义的实施情况
非我族类 2017-06-21
1967年10月固然是尼克松主义的标志性时间，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尼克松主义的出台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从1967年10月尼克松首次阐述了尼克松主义的萌芽主张到整个主义的逐渐成形、完善，至少有一两年的时间。之后，尼克松主义也被尼克松总统贯彻实施处理国家关系之中去，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
尼克松主义出台时间
尼克松主义出台时间为1967年10月。
1969年7月25日，在关岛的军官俱乐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尼克松谈到了美国在“亚太的地位问题”。他感到需要赢得一些时间使他的战略得以实施。他认为，可以通过战争升级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从而将“约翰逊的战争”转变为“尼克松的战争”，并检试国内对他的政策支持的底线。尼克松知道，这是在走政治钢丝，他必须向盟国和仆从包括阮文绍表示美国政府的承诺，同时又要作出撤军的姿态。此外，他要向大多数美国人以及美国的盟国，特别是日本和欧洲表明，美军不仅要撤出越南，而且要以此为鉴，避免大规模陷入亚洲泥沼，特别是对美国利益并不十分重要的地区。
记者会一开始，尼克松说：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之前，先谈一谈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地位问题，因为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急切希望知道“因越南战争的挫折，”是否会导致美国“从太平洋撤退并在将来发挥很小的作用”。尼克松说：“因为战争将要结束，这是个需要作的决定。”但是，不管如何，本届政府需要“长远观念”，提前制订计划。尼克松反对英国、法国以及荷兰从太平洋撤退的做法，认为“避免再次卷入亚洲战争的最好办法是美国在亚洲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尼克松强调：“看看今日的亚洲，世界和平”正受到来自中国、北韩和北越的威胁。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今后的4年至20年内，“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太平洋地区”。尼克松同时指出：“我们不要忽视，这里同时存在着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日本、台湾、韩国、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经取得经济成就。“我们需要制定政策，以表明我们发挥了作用，而且是符合情况、得体的作用。”这包括“民族荣誉”及“地区信誉。”亚洲人“不需要外人摆布”。尼克松最后总结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时说：“太平洋地区的非共产党国家正在实施的政治经济方略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实施。我们将信守条约的承诺。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而言，我们要极力避免亚洲国家过分依赖我们，将我们拖入像越战这样的冲突。当然这样做起来并不容易，但我相信，只要适当规划，我们是能做到的。”
接着便是记者提问。第一个问题是：总统将如何对一个与美国有密切军事关系的亚洲国家领导人保证，美国将在“与亚洲安全的安排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尼克松回答说：大多数安全条约及相关安排主要是为了保证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及泰国等的“内部安全，”主要是为了对付来自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及叛乱者的“内部威胁”。尼克松指出：“当我们谈论亚洲共同安全时，我们关心的是对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内部威胁，这里指的不是来自一个核国家的威胁。我认为这是自由和独立的亚洲所追求的目标，美国应给予支持。”当有记者问到如何避免另一次越南战争时，尼克松回答说：美国“将避免悄悄卷入，因为这将把自己淹没。我并不是批评我们是如何卷入越战的，但我知道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到有益的东西。我们一定要避免今后进一步卷入这样的战争”。
如果尼克松就此结束记者会，记者和学者们也许不会认为尼克松所说的避免军队大规模卷入未来重大危机是一次重大外交变革。但尼克松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我回想起1964年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Ayub Khan)的建议。他说：‘在那些有内乱的国家，美国的作用是帮助这些国家赢得战争，而不是代替他们打赢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我们希望这将成为我们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普遍性政策。”
尽管尼克松关岛谈话当时未全文发表，但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道了谈话概要，引起国内外广泛重视。媒体很快将尼克松关岛谈话称为“关岛主义”，这一词至少用到1970年9月。以后，媒体评论员和记者们称之为“尼克松主义”。
结束亚洲和罗马尼亚之行回到华盛顿之后，1969年8月4日，尼克松在与国会领袖谈话时，阐述了他的亚洲新政策。尼克松强调：“美国的政策正处在过渡时期，我们应当认识到，对亚洲不同国家，应当采取不同政策；美国应当从过去的单一化政策改变为不同国家不同政策。”尼克松最后指出：“所谓新方法，就是从物质上，而不是人力上给他们以帮助。”
1969年8月29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一份报告中，对尼克松主义作了如下表述：美国将继续承诺保护相关国家对抗外来军事大国的侵略，但不会派军队去为这些国家对付内部颠覆而战。美国将主要以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支持，以帮助这些受到威胁的国家自救。
在一定意义上，基辛格的表达比尼克松的更清楚，但与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差异。尽管在尼克松主义指导下，美国在支持相关国家对付内部颠覆时将发挥有限的作用。然而，如果一场对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争对美国的全球利益至关重要，或政策制定者们将内部威胁与外部大国的阴谋联系在一起，那么大规模陆、海、空军队的卷入还是可能的。同时还需要个案分析，很难有统一的对策——也就是说，越战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即使不是完全一样的情形和方式。
1969年9月，尼克松更加重视尼克松主义的公关价值，他要求基辛格帮他设定一些“外交政策目标——特别是除越南问题之外可能取得进展的方面”。尼克松提到拉美、尼日利亚，外援以及“尼克松的亚洲政策的实施”方面。尼克松建议基辛格，“你不如教你手下一个精明能干的人考虑考虑，搞出几条我们可以实现的目标计划”。尼克松在这里使用的是“尼克松亚洲主义”，在关岛讲话时及以后的一些其他场合，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却会说“尼克松主义”适用于全世界。
基辛格将此任务交给了温斯顿·洛德。洛德于1970年1月23日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洛德指出，尼克松主义既不是亚洲政策的“大战略”，也不是“总计划”。尼克松主义的政策“与过去政策的表述没有很大差别”，然而，它确实有“操作层面的价值”，因为它为已经实施的但还没有总结为持续模式的行动增添了“血肉”。洛德认为，尼克松主义在以下方面已经开始实施：越南（越南化）以及希望美国在越战之后多承担防务的盟国、对日政策（亚洲地区盟国多作贡献）、泰国和菲律宾（美国撤军或强化美军基地，但弱化美国影响）、中国（放松对华贸易及旅行的限制、重新启动华沙大使级会谈以及在中苏冲突中保持中立）。他同时指出，如果尼克松主义要成为指导原则，对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个案处理，并根据不同国家区别对待。
在洛德提供研究报告之前，尼克松就在公开声明中使用尼克松主义。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69年11月3日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他将尼克松主义概括为“美国外交的新方向”，将“越南化”说成是尼克松主义的越南版本。这次讲话标志着越战进程的转折。当时，尼克松已决定放弃“钓鸭行动”，他批评反战人士，呼吁“沉默的大多数”支持政府的越战政策。尼克松知道，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越战将成为尼克松的战争。在继续从越南撤军的同时，他准备了新的计划，以便对敌人施压。“越南化”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私下里，尼克松更看重军事行动，这可以从他1970年4月27日与基辛格的一次谈话得到印证，这次谈话正好是在入侵柬埔寨之前。尼克松说：“过去一年，我们受到赞扬的大多是我们不太想做的事：将冲绳归还日本、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化学武器谈判以及尼克松主义。”现在我们终于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了。在缓慢撤军的同时，尼克松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军事行动：1970年入侵柬埔寨、1971年入侵老挝以及1972年两次大规模轰炸北越。
在担任总统的前四年，尼克松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题为《1970年代美国外交》的报告，全面阐述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目标。“和平”是这些报告的主题。尽管这些报告充满舆论宣传功效，但也包含对新政策的阐述和对即将出台政策的暗示。例如，《1970年对外政策报告》讨论了尼克松主义，提出了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报告宣称，“伙伴关系”即是尼克松主义，“实力”和“谈判”是美国对付“共产党对手”的政策中不可分割的两方面。他在1971年对外政策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伙伴关系”是美国新的对外政策的核心，而“实力”和“谈判”是其“必要的附属物”。他说：尼克松主义的“中心论点是美国将参与盟友的防务和发展，但它不能也不会制定全部方案，拟定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承担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防务”。在以后的一些政策声明中，尼克松交替使用“新战略”和尼克松主义，把它们都当做整个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或者把贯彻“实力”和“谈判”原则的一些具体措施也当做尼克松主义的表现。尼克松主义已成为尼克松政府时期最初两年美国对外政策的代名词。可以认为，尼克松主义狭义地说是关岛主义及其延伸，广义地说是“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狭义的尼克松主义旨在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它主要涉及美国力量的收缩。广义的尼克松主义可指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总体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美国依赖并支持地区性反苏反共强国充当美国的代理人，以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最典型的例证是美国扶持伊朗国王巴列维充当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代理人。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广义的尼克松主义，多由后人总结和发挥逐渐形成。
尼克松主义的实施
尼克松政府在地区安全政策方面（特别是尼克松主义和有关地区自给自足的言论）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真正接受新生的多极，也就是所谓的“新多边主义”的观点。尼克松政府希望，美国的收缩和撤退不会使共产党大国得手。尼克松政府通过联结机制贯彻同大国缓和与尼克松主义的政策被认为是解决撤军和保持承诺之间矛盾的方法。地区性努力也表明，尼克松主义不只是作为与大国妥协的附属物而设计的，它也是作为地区性安全网，在出现地区性危机时，保护美国利益。
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缓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看成是他们在亚洲实行的政治军事收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缓和政策与尼克松主义双重政策以实现美苏之间在全球范围的妥协，这也是美国希望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同中国改善关系，被认为是有利于维护稳定的地区环境，以便于美国稳步地从亚洲撤出军队。在东亚，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撤出后担当重任的理应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很快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然而，基于可能出现的国内和地区性敌意反应，日本避免在亚洲地区发挥重要作用。1969年美国将冲绳归还日本，显示日本将有可能在亚洲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一希望因美国对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多次冲击而破灭。第一次，美国在没有事先与日本打招呼的情况下，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在经济政策方面，尼克松于同年8月宣布对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增加10%的附加税；10月宣布美日纺织品问题以有利于美国的条件解决；12月，美国强迫日元升值，使日本对美国作为可以依赖的盟友的信心大打折扣。同时，1973年至1974年的能源危机，更显示日本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脆弱性。这几件事，有力地阻止了日本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
尽管尼克松主义强调发展地区性的中等大国，但尼克松政府很不情愿将区域性安全责任转让给盟友中两个最有力量、最有可能承担这种责任的中心：日本和欧洲。对欧洲问题，在华盛顿看来，尼克松主义所指的“责任分担”等同于在大西洋联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负担的均分政策，例如要求支付美国在联邦德国驻军的费用等。尼克松政府试图将安全和经济利益挂钩，却反对欧洲国家独立的外交主动性（如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同时也抵制国内要求削减驻欧洲美军的呼声（体现在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中）。一般认为，所谓美国转让防务责任给欧洲，实际是给联邦德国。在缺乏欧洲共同防务努力的情况下，欧洲大陆有可能会处于苏联军事强势的控制之下。美国不少分析家警告，西欧可能出现的芬兰化的趋势。
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政策，使东北亚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利益问题产生不安。韩国成为美国对亚洲大陆遏制政策的最后一个堡垒。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在韩国驻军成为美国对韩国防务承诺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其象征性意义比实际驻军更为重要，因为这是美国维护朝鲜半岛现状的最有效的例证。美国在韩国驻军对维护东北亚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尽管美国在韩国的驻军规模很小（根据1970年统计为67,000人），美国的军事承诺对韩国和日本十分重要。由于韩美防务条约并没有规定美国在南韩驻军的时间，韩国政府担心美国对亚洲地面战事的厌倦和失望会成为美国继续在韩国驻军的心理障碍。
尼克松政府于1970年3月20日发布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预计将于1971年中旬，撤出驻扎在韩国的两个美国步兵师中的一个师。3月底，韩国人被告知，撤军对实施尼克松主义十分必要，是贯彻“一个半战争”战略的美国新遏制政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保证从越南撤军不显得太引人注意，美国要向所有盟国推行尼克松主义。因此，削减2万驻韩国美军的时间定在1971年中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强化尼克松主义的信誉，因为韩国是越南之外实施尼克松主义最合适的地方。尽管韩国政府极力反对，但无济于事。
尼克松主义最初是尼克松政府为解决越战问题和减少美国对亚洲盟国所承担的义务而提出的，其应用也推广至中东及拉美地区。尼克松政府认为，美国与相关地区强国的长期利益一致性将维持美国与这些国家的长期盟友关系。这种认识，却没有很好区分某地区之内和地区之间对安全的概念是不同的。这在分析层面上出了问题：首先，在某地区内，往往对威胁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概念；其次，所谓安全，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处理与巴西的关系方面，出现了拉美地区内相互冲突的安全利益。华盛顿认为巴西是美国处理拉美地区安全的关键，这一点在1971年12月巴西独裁者麦德奇总统访问华盛顿时有充分体现。在白宫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称赞巴西奇迹和麦德奇的贡献，尼克松声称，华盛顿将根据巴西来调整对拉美的政策。尽管巴西是一个地区性具有绝对强势的国家，并对美国投资者采取优惠的政策，看上去很能满足尼克松主义的条件，但尼克松主义以地缘政治的词汇概括安全问题，错误估计了美国对麦德奇政权的政策倾斜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在美收缩政策外衣下的干涉主义行为，尽管有“责任分担”的借口，却被该地区很多国家看做是巴西希望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而进行的扩张。一直致力于联合本地区讲西班牙语小国对抗美国和巴西霸权的阿根廷，对尼克松政府对巴西的优惠政策，十分不满。尼克松主义是建立在假设地区利益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足以将本地区不同国家与美国利益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尼克松主义在拉美应用的案例中，尼克松政府错误地估计了美国与巴西利益的一致性（例如尼克松政府对巴西单方面宣布200海里海洋权极为不满，公开争论），同时巴西的邻国对美国与巴西的特殊关系也表示强烈不满。
从很多方面来看，1969年以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被尼克松政府看做是实行尼克松主义的范例。从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就开始参与对伊朗的各种军事发展项目。然而，伊朗国王巴列维对伊朗安全需求的认识与美国的存在很大差异。1953年美国帮助伊朗国王恢复王位之后，伊朗领导人对美国的心理依赖明显增强。同时，伊朗对美国在物质和财务上也有依赖，这一状况持续到1967年。在尼克松主义出台前的两周，基辛格令国家安全委员会相关人员研究波斯湾地区的情况，并形成了国家安全研究66号备忘录。该报告提出，由美国经济和军事支持的伊朗可以填补英国人留下的空缺。从尼克松主义的角度考虑，至少从表面看来，伊朗是一个理想的、其领导人在心理上有准备、在物质上有能力担当起在本地区安全体系中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
尽管伊朗强调与西方利益的一致性，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巨额的石油收入，使其从依赖美国援助到可以用信誉支付，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中，有了更多可以周旋的余地。随着尼克松主义的出台，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不再实施控制。在1972年5月30日至31日举行的伊朗国王和尼克松会谈中，尼克松和基辛格接受了对伊朗军售不受任何限制的概念。尼克松政府以尼克松主义及其所倡导的军事援助哲学为依据，不顾五角大楼的反对，坚持对伊朗出售F-14和F-15轻型战斗机。不到一年，伊朗国王在接受采访时证实，“我们得到一切美国拥有的非原子武器”。从尼克松主义的角度来看，与伊朗发展特别军售关系是与逐渐形成的对波斯湾地区“双支柱”策略一致的政治信号。
在评估1969年至1976年的美伊安全关系时，记录是明确的。在遏制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工作关系以及镇压南也门支持的在阿曼境内的佐法尔叛乱等三方面，伊朗国王在波斯湾地区确实起到了提升地区安全的作用。从1968年1月英国宣布撤退起，美伊安全利益开始融合。然而，美伊在油价问题上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1972年5月的对伊朗无限制军售政策并没有开创美伊相互依赖关系，而是美伊相互依赖关系的结果。（从伊朗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美伊安全利益融合的观点完善了始于1953年的美伊合作进程。）由此，美国在伊朗的利益与伊朗国王的命运紧紧相连。作为这一微妙的过程，尼克松主义与美国其他冷战政策一样，孕育了这样一种美国外交决策的环境，即一个“国家”的安全（这里指的是伊朗）与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政府（指伊朗巴列维政权）的命运紧密相关联。因此，1979年，伊朗巴列维政权垮台成了自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以来美国遭遇的最大的外交挫折。不少论者指出，1979年的伊朗革命标志着以强调依赖具有绝对优势的地区性大国作用的尼克松主义的结束。
关键词: 尼克松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