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代美国“中国通”记者的遭遇
非我族类 2017-06-02
麦卡锡
根据同情共产党的程度，当年报道中国的美国记者也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他们的个人命运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一、受到严重冲击者
拉铁摩尔
1950年，被麦卡锡指控为“苏联最高“间谍人员”，是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麦卡锡从拉铁摩尔的著作中引用几句话，指控后者与共产党组织的“密切合作与交往”以及亲共分子的“友谊和密切合作”，使其成为一个极其可恶的政治危险人物，结论是：拉铁摩尔对苏联在“远东事业的好感”已经给国家造成了“极大和无法弥补的损害”。
拉铁摩尔找到一些高级律师辩护。后来泰丁斯委员会听证会宣布没有证据证实拉铁摩尔是共产党人或从事间谍的活动，在制定远东政策中也未起作用或产生影响……拉铁摩尔说：“由于麦卡锡事件，我虽然未被自己任职的大学解雇，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开课任务。佩奇学院被关闭，我们的蒙古研究项目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 在麦卡锡主义期间，拉铁摩尔的著作和论文被禁止发表，直到1968年，美国才出版了他的书。1963年，他移居英国，在利兹大学担任该大学中文系主任，直到1970年退休。但这并不是被迫的，此前，他是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师，而利兹大学高聘他为教授。
麦卡锡的指控以拉铁摩尔获胜而告终。他的著作《经得起诽谤》(OrdealbySlander)就是他挑战麦卡锡主义的宣言。不过，拉铁摩尔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辩护的代价至少为250万美元———他的名誉受到极大地损害，虽然最终胜诉，但他永未完全恢复名望与影响，而他的才华对未来的决策人也失去了效用。
小鲍威尔夫妇
(约翰·威廉·鲍威尔与妻子西尔维娅)威廉是《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老鲍威尔(JohnBenjaminPowell)之子。老鲍威尔在1941年日本人攻占上海后入狱，终因冻伤和坏疽症失去双足，被遣送回国后1947年去世。小鲍威尔夫妇继承父业，《密勒氏评论报》于1945年10月在上海复刊，还出版《中国每月评论》。
《中国每月评论》杂志广泛宣传中国新政权的成就、新中国的生活和蒋介石政府的罪恶。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该刊仍发表类似文章，但是把矛头更多地放在批评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方面。从1951年到1953年，鲍威尔发表了详细介绍共产党细菌战指控的各种各样的报道，其中包括中国与北朝鲜政府为这些指控提供的文件证明。
美国国务院和军方为掩盖事实真相，竭尽全力败坏鲍威尔的声誉。1953年8月，鲍威尔及其妻子离开上海，返回美国。在途中，美国国务院和情报局跟踪监控鲍威尔，美国陆军调查局将鲍威尔称为忠诚的共产党员。因为他在《中国每月评论》上刊登的美国细菌战的报道，被政府指控为犯有煽动和叛国罪。1959年7月，肯尼迪指令撤销煽动罪起诉和中止叛国罪指控调查，对小鲍威尔夫妇进行了8年的追查终于停止了。
埃德加·斯诺
在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下，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视为“危险分子”，他被认为与好几桩美国共产党的案件有牵连。他到中国旅行的护照被吊销，但这不是仅仅针对他个人的，当时的美国政策是不允许任何人去共产主义国家旅行。斯诺因不同意《星期六晚邮报》追随麦卡锡主义的编辑方针，辞去了副主编职务。这其中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斯诺的狂怒：他写的一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本来的标题是“戴红帽子的中国官员”，结果该报登出时被换成“红色中国的绅士打手”。斯诺在失望之下，开始给各报纸写一些小文章，还曾试图创作短篇小说，但经济收益甚微。虽然他没有被传讯，但他的名字在证词中、在报纸评论上、在告密信上屡屡被提到。[60]他曾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困扰———他们来调查他是否为共产党员，他坚定地说“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态度是“诚恳、合作、坦率”的。他的演员妻子洛伊丝·斯诺(LoisWheelerSnow)也上了黑名单，上台的机会越来越少。1952年，斯诺写信给贝特兰说：我们现在生活得“驯服而顺从”。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斯诺受到了更多的“迫害”，同年，他买下了纽约州斯尼登村的一所住宅，他在1953年写信给他的姐姐时说：“我们随心所欲地生活，感到自己非常幸运。”他告诉父亲，他“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自然相处”，那里“空气清爽洁净，开阔的草原和临近的森林具有奇妙而神秘的迷人魅力……”对他的打击是，他在此时期撰写的《复始之旅》虽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但销路并不好。他认为，这是因为麦卡锡的阴魂不散。“人们对任何为我们的中国朋友说好话的人都抱有成见，无论这话如何真实，或具有多么坚实的历史依据。”不过在另一方面，他在美国又恢复了中国通的形象，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媒体、大学和市民团体频频邀请他去演讲，他多少恢复了自信。由于子女的相继问世，斯诺的经济一直不景气，1959年，随着他的作品不断被欧洲的报刊所接受，他最终选择在瑞士定居———部分原因为了削减生活费用。显然，他的迁居与政治没有过分的联系。当时，因为欧洲生活费用低廉，一些美国作家常常愿意到那里去完成他们的著作。
白修德
在报道蒋介石的问题上和《时代》老板卢斯发生争执之后，白修德于1945年被命令回国。他请了长假写书———《中国的惊雷》。1946年，他与卢斯决裂辞职，而卢斯指控他为“共产主义分子，必须要解雇。由于《中国的惊雷》和《史迪威文稿》的“左翼倾向”，白修德身背“左翼骂名”，一些大众刊物不敢雇佣他，最后他在海外通讯社谋到了一个职位，派驻欧洲，他在巴黎生活了6年。
1950年初，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他的“共产主义拥护者问题”，但此时，白修德已经“彻底与共产主义决裂”，并认为“冷战是必须的、适宜的”。[69]在这段期间，他在巴黎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有仆人，可以旅游度假，[70]还与很多权贵结下了友谊。他曾经为美国驻法国大使布鲁斯宣传，布鲁斯也助了他一臂之力———白修德的弟弟在美国空军部工作，曾被怀疑为“共产主义危险分子”，受到盘查，并可能失去工作。由于布鲁斯的介入，此事化险为夷。白修德投桃报李，在《时代》上为布鲁斯吹嘘，并在布鲁斯竞选准备新闻稿时，不惜牺牲新闻客观性原则，将稿子给当事人审阅。白的新闻道德从此为人诟病。1954年，他一回国，就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成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重点审查对象，护照被取消。他太太南希说“当他准备在政府特派护照调查员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时，都快吓瘫了。”大约有三年的时光，白弃新闻而写小说，其中一篇小说给他带来了财富———好莱坞出8万美元买他的版权。利用这笔钱，白开始写《1960年总统的诞生》，此书后来获普立策奖。
有人说《总统的诞生》创立了一种新的报道风格，有人说白修德已成为“叭儿狗新闻人”。无论如何，白修德5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美国新闻主流，兰德分析说：“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出版后，就完全抛弃了中国。虽然避免了同谋罪的灾难，但纽约也抛弃了他。”
二、幸运的逃脱者
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1941年就返回了美国。从1944起，她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1949年2月初，麦卡阿瑟的情报部门根据日本秘密档案以及史沫特莱赞扬中国解放区的著作，指控她是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从此，史沫特莱的文章、著作和演讲受到当局的严格控制。但她仍我行我素，公开地进行斗争。1949年8月，美国克诺夫出版社撕毁了她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合同。后来，她申请去英国，美国当局不给她护照，在她的斗争下，虽然终于获得了护照，但只准去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时间只有一年。1949年年底，她抵达英国，在温布尔特平静度日。1950年4月28日因胃癌离开人世。临死时史沫特莱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史沫特莱是在麦卡锡主义初起前离开美国的，她幸运地逃脱了这场政治磨难。
海伦·福斯特
据说，她写的文章和书一度不能发表和出版，她的朋友对1980年访美的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海伦精神上受到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海伦著作的中国编辑者郭琰说，“在麦卡锡时代，由于她30年代在中国的活动，遭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她与美国社会的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一所农舍里……” 但奇怪的是，对麦卡锡，海伦自己从未多说过什么，在她的自传《我的中国岁月》中几乎是一带而过。但海伦谈到另一位中国通约翰·威廉·鲍威尔时，的确使用了“迫害”的字眼，她说：“当他的儿子威廉在他热爱的祖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省却许多烦恼了。”她也谈到麦卡锡对斯诺的影响：斯诺的作品和影响遭到冷遇，出版界除兰登书屋外，均拒绝出版他的书。
伊罗生
麦卡锡主义时期，联邦调查局一直纠缠他，企图从他那获得诋毁拉铁摩尔的材料。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遭到了太多的压力。兰德说：当时伊罗生在《新闻周刊》工作，有人给他的老板切特·肖去信，说肖不了解伊罗生的自由主义观点，建议将其解雇。肖将信交给伊罗生，让他做个答复，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寄回。伊罗生没有再遇到麻烦。而且过得还不错———成了大学教授。他的幸免于难大概与他30年代与上海共产党的脱离干系有关。1980年，伊罗生和夫人还应中国作协和宋庆龄的邀请来华访问。
杰克·贝尔登
有关贝尔登的资讯甚少。我们只知道50年代初期，贝尔登移居瑞士，没有资料证实这是因为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尽管可以推算，在那种大气候下，他绝不会舒服。作为老资格的战争记者，贝尔登对欧洲的熟悉程度恐怕要超过他的家乡美国。他单身一人，来去无牵挂。离开了美国那么长时间，又没有他所熟悉的中国报道工作可干，所以他去欧洲谋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后来从越战归来的老兵，战场上是英雄，回来后却失业。据说，自1969年后他就在法国开出租车度日，整天酗酒、赌博、和女人厮混。70年代初，当尼克松访问团的记者抵达北京时，他设法自费来到中国。人们看到他在北京首都机场，甚至没有穿御寒的大衣！毛的中国使他幻灭。他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同时写了一本关于林彪的书。临终时，他对窦丁说，他为在中国的岁月感到懊悔不已。贝尔登并不亲共，甚至对共产主义有抵触，但这不妨碍他在作品中采用客观标准。他采访过新四军，对其抗日精神非常钦佩，听到国民党围攻新四军的消息后，他就独自一人站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院子里抗议，痛斥国民党是杀人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的文学价值要超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为他晚年的凄凉光景感到悲哀。
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夫妇1945年到美国后，一直帮助左派组织“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工作，曾遭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跟踪和骚扰，但没有受到更严厉虐待的记录。在麦卡锡主义兴风作浪的当口，1951年3月，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自愿离开美国转道前往中国，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知道后对此大为光火，本来想让他接受审讯的，怎么移民局就放他走了？但美国政府毫无办法，因为爱泼斯坦是无国籍人士。爱泼斯坦曾任中国重要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主编30多年，其间他以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办刊，被称为“对外宣传的大师”。当然，他不喜欢“宣传”这个字眼。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又在80多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超脱者
斯特朗
1947年斯特朗离开延安后滞留莫斯科，直到1949年斯大林政权以间谍罪将她驱除。她在美国平静地度过了6年，还创办了杂志《今天》。对于斯特朗来说，当年她的困扰似乎不是来自麦卡锡，而是来自美国共产党对她的歧视和压力。她是靠收购旧房屋然后加以修缮再卖出赚些差价为生的。1955年，苏联给她平了反，她立即给中国写信，说早在延安时，就被毛泽东邀请再回中国，现在不知这一邀请是否有效？邀请信很快就来了。然而，她申请美国护照出国的时候，多次遭拒并遭到盘问。斯特朗状告美国政府，认为国务院无权根据政治信仰的原因来拒发护照，结果，最高法院判她赢了。她很快就经莫斯科到达中国，时年72岁，然后一直生活在北京，直到70年代在那去世。
格拉姆·裴克
1950年，格拉姆回到美国佛莱特州的庞姆福瑞，希望安度晚年。不过他才50多岁。他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1950年出版，既是个人叙述，又是对美国的战时中国政策的分析，一度成为美国大学讲授国民党中国的标准参考书。后来，他又写下了《中国的生活记忆》。麦卡锡主义似乎没有光顾这位自由主义者。他孤独地活到56岁，死于癌症。
项美丽
给《纽约客》(NewYorker)当了67年的专栏作家，一直过得不错，麦卡锡主义没有波及到她。她1997年2月17日逝于美国纽约。一生活了92岁，写作70年，出版了52本书，其中有关中国的至少有12本。她的几本中国畅销书包括《我所知道的中国》(ChinatoMe)、《香港假期》(HongKongHoliday)、《中国，恍如昨日》(ChinaOnlyYesterday)等。宋美龄晚年曾考虑请她写传，结果因涉及太多的中国政坛内幕只好作罢。
关键词: 麦卡锡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