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主义对文艺界人士的迫害：320多人被禁止从事娱乐活动
非我族类 2017-06-02
麦卡锡
被迫害的保罗·罗伯逊
保罗·罗伯逊（Paul Roberson)(1898-1976)是黑人男低音歌唱家、演员，受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麦卡锡委员会”迫害的知名人士。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士学位，大学时代既是活跃的橄榄球运动员，还经常演戏。他的嗓音雄浑低沉，深厚有力，1925年开始举办独唱音乐会，以演唱黑人灵歌、民歌深获听众喜欢。1928年在伦敦演出音乐剧《演艺船》，以其出色的演唱（尤其是《老人河》一曲）使特鲁里街剧院座无虚席，从此开始享有世界声誉。1930年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饰演主角，在纽约百老汇连演了近300场。上世纪30年代主演《琼斯皇帝》《演艺船》《桑德斯河》等多部影片，更是名满天下。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罗伯逊尽管自己事业顺利成功，却始终关心自己的黑人同胞的处境，对他们所受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忧愤交加。白人极端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实施的“私刑处死”更使他义愤填膺，有个时期他真想去非洲“当非洲人”。他的有些朋友参加反帝运动，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有联系，这便促成了他于1934年首次访问苏联，后又去过多次，对苏联留下了好印象，甚至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去苏联学习。他原来并不太关心政治，后来终于认识到：“艺术家应该有立场。他应该选择是为自由而战，还是为奴隶制而战。我作了自己的选择。我别无选择。”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对他触动很大，他因此意识到：“名人更有责任为正义与和平而斗争。”
这样一个深知美国和非洲的黑人饱受欺凌压迫、并决心为他们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艺术家，在苏联接受了新的政治信仰，今天看来并不难理解。历史告诉我们，苏共是一个善于粉饰现实、惯于用政治宣传掩盖实情的政党，令人看不清苏联的社会真相。50年代的中国不也因此而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吗？
罗伯逊成了美国政府眼里的“叛徒”，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审讯他，国务院吊销他的出国护照，而且就在他艺术生涯的顶峰时期，剥夺了他举办音乐会和演唱歌剧的权利。结果连旅馆也不让他入住，有正义感的民众自然要向旅馆表示抗议。后来迫于舆论，国务院才给罗伯逊发回了护照，他便自我放逐，在欧洲生活了多年。
如今我们在互联网上还能看到当年罗伯逊受迫害的实情。比如有一份罗伯逊第二次受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审讯的记录，就可让我们知悉当年的审讯者如何低俗粗暴，罗伯逊则显示了自己的傲骨。他对那些审讯者说：“你们才是非美活动分子，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审讯者咄咄逼人，反复质问罗伯逊是否共产党员、是否为苏联说过好话、是否赞美过斯大林，罗伯逊则反复用“我援用宪法修正案第5条”作答，此条修正案规定禁止迫使被告自证犯罪，被审讯者可用“Take the Fifth”(“用第5条”)表示拒绝说明情况。
罗伯逊对审讯者说：“先生们，首先，不论我在世界何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也好，在英格兰也好，在许多地方，在反法西斯斗争中首先赴死的就是共产党员，我给共产党人的坟墓敬献了很多花圈。这不是犯罪，修正案第5条与犯罪行为毫无关联。我援用修正案第5条。”
他还说，他知道他为何又出现在这个调查委员会面前，这是由于国务院说了话，不允许他出国旅行，因为他多年来为非洲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而斗争，因为他在国外为遭不公正待遇的美国黑人代言，“我在这里受审，不是因为我是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我为我的人民的权利而奋斗，他们今天在美国仍然是二等公民……我的祖先曾在乔治·华盛顿的部队横渡特拉华河时为他们烘烤面包，我自己的父亲是个奴隶。我站在这里，为我的人民能在这个国家成为真正的公民而斗争。……你们企图封住每个敢于站出来为他的人民的权利奋斗的黑人的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里。”
黑名单上的文艺界人士
受迫害的艺术家不仅是罗伯逊一人。美国文艺界有320多人上了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黑名单，被禁止从事娱乐业工作，其中有剧作家阿瑟·密勒、莉莲·赫尔曼和克利福德·奥德茨，侦探小说作家达希尔·哈米特，民歌演唱家、作曲家皮特·西格，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等等，他们都是已有很高造诣的著名艺术家。
“好莱坞10人案”是另一起轰动一时的案件。1947年，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好莱坞调查共产党活动及其影响，当时有10名上了黑名单的编剧、导演和制片人被指控与共产党有关系，但他们像罗伯逊一样，援用宪法修正案第5条拒绝回答他们是否共产党员，结果被判犯有蔑视国会罪，分别服6个至12个月的徒刑。他们后来都不能再回好莱坞工作，有的流亡去了欧洲，有的只能用假名写作。剧作家达尔顿·特鲁姆波是这10人之一, 后来一直用假名写电影剧本，直至1970年才回归好莱坞，写出优秀剧本《陆军流动外科医院》，后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演播11年之久。
在这场麦卡锡主义与反麦卡锡主义的斗争中，不少艺术家保持了正直而高尚的品格，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剧作家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他不仅上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黑名单，而且还被该委员会传讯，要他交待他认识的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艺术家，他不愿当告密者，没有提供任何人的名字，因此被判蔑视国会罪。他的名剧《推销员之死》由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拍成电影后，遭到右翼分子抵制，他们扬言要冲击放映此片的影院，哥伦比亚公司害怕事情闹大，要求密勒在一份反共宣言上签字，密勒严辞拒绝。他说：“我拒绝作任何此类声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有辱人格。”
艺术家中也有软骨头当了告密者的，有人从国家档案局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档案中找出好莱坞的9名告密者，并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其中最有名的是电影、戏剧导演伊利亚·卡赞，他曾导演田纳西·威廉斯的名剧《欲望号街车》，所导电影《君子协定》和《码头风波》分别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他曾是密勒的好友，密勒的《全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都首先由他导演。但由于卡赞失节告密，密勒与他中断了关系。密勒在回忆录《转折时期：我的一生》（1987）中写道：“听他（卡赞）讲着，我变得很害怕。他所说的一番话里有某种令人沮丧的逻辑：除非他能撇清自己，否则他再无希望在他创造力旺盛时期在美国拍出另一部电影，他甚至会领不到护照去国外工作。即使剧院还向他开放，可这已不再是他的主要兴趣，他想深化他的电影生涯，这是他的心所系之处，他的老朋友、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老板斯考拉思已向他讲过多次，说是如果他不能使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感到满意，公司就不会雇用他。”
密勒劝解他说，这一切都会过去，他应三思而行。密勒心想，卡赞可能知道他几年前出席过共产党作家的会议，并在一次会上讲了话，但他觉得自己倒变得很镇静，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宁愿作出自我牺牲，也不会去说出任何共产党作家的名字。
卡赞为“撇清自己”，结果反给自己的生平留下了污点。不过，有些美国人还是比较宽容，在1999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他们把奥斯卡荣誉奖给了卡赞；另一些美国人则不大宽容，他们在颁奖仪式大厅外举牌喊口号，抗议把这荣誉奖发给当年的告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