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因此停止援助中国共产党？
非我族类 2017-05-27
麦卡锡
美国自由平等吗？当今，40岁以下的人基本对决定中美关系的麦卡锡主义不太了解。在抗日战争罗斯福当政期间，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长包瑞德的带领下的第一批九名成员，他们代表美国军方和政府，肩负着进驻延安、开辟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通道的使命。负着美国政府赋予的特殊使命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开始了美国官方与中国共产党长达三年的正式交往与合作。
美军观察组的建立，与两位年轻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和史迪威有关。1944年1月，戴维斯和谢伟思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霍普金斯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同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于是他立即将戴维斯的报告上交给罗斯福。由于戴维斯的报告有效地启动了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戴维斯被一些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军观察组之父”。美军延安观察组的起源，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是一定要提到的，他就是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1944年5月，罗斯福接见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是美国总统短期内第二次在白宫接见这位毛泽东的朋友。这次谈话使罗斯福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决心。6月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他是美国建国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在职官员。21日，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向延安派遣美国使团是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下，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
美军观察组要抵达延安的一个月里，毛泽东又多次亲自过问了接待美国观察组的准备情况，并亲自到延安机场视察安全保卫工作。可见毛主席对美国是重视的。这次航行比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三十年。
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的谢伟思，显然是负有政治使命的。因此，毛泽东在席间问谢伟思道：“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还对谢伟思说，如果战争一结束观察组就撤离延安，那将会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刻。在延安时期，谢伟思在访问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时惊奇的发现，日军侵占中国大半河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后方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的同时，中共根据地的军民却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鲜明的反差让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谢伟思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政府提出了建议：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应给予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关系。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完全是中国现实造成的土生土的革命势力。
许多年后，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谢伟思在这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美国人在延安见证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国，我们认识到，美国人和中国人可以也必须一起工作。 美军观察组正在延安顺利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然而在重庆，驻华美军最高司令长官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却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史迪威他随即向华盛顿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即由他本人亲自去一趟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洽谈军事合作。消息通过美军观察组转递给中共中央后，毛泽东立即对史迪威表示了真诚的欢迎与期待。然而，史迪威已经没有去延安的机会了。10月18日，史迪威突然接到华盛顿的正式命令，要求他48小时内离开中国。史迪威无奈地叹道：“斧子终于砍下来了。”在重庆的最后两天里，他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去向他尊敬的宋庆龄告别。
史迪威是1919年就来华工作任武官，并跑遍了大多数的中国农村。对中国官场的黑暗和腐败深痛恶绝，对中国人民的水深火热生活是十分同情。
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时，毛主席是有信件交观察组捎往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总统的突然去世，彻底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起决定性的事件就是美国制造的“《美亚》案”，1945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207票赞成、186票反对，将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员会”改为常设机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指数急剧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众院非美委员会借机指责工会 “已被共产党渗透”，极力煽动公众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1945年3月1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借口当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亚》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与他们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内容上相似，伙同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一起闯进了《美亚》杂志编辑部，并声称“从办公室搜出1700多份机密级和其他密级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联邦调查局再次查抄《美亚》杂志编辑部，声称“搜查出1069页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页是保密性质的”。同日，美国司法部以“偷窃政府绝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期工作的国务院官员谢伟思等6人。事后查明，《美亚》杂志所使用的文件是谢伟思私人保存的发自延安的报告的副本，并非什么“绝密文件”。这些报告中的观点，大部分是谢伟思等人在中国延安的近一年时间里，通过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交谈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真知灼见。如在1945年2 月中旬，谢伟思在为即将回国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提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 ——即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对德作战中的表现，而不是以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提供援助与否；希望美国政府在制定其中国政策时从自身角度考虑，不要支持蒋介石政府打内战等。谢伟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尽管联邦大陪审团在8月份宣布因证据不能成立，谢伟思无罪开释，但在《美亚》案的影响下，杜鲁门政府还是从1947年 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其调查对象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忠诚调查”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也随之右转，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甚至参加角逐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时，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的一篇演说，将这一运动推向顶点。
约瑟夫·麦卡锡，1946年，11月当选州参议员。在参议院任职的前四年中，由于行为不检点和进行大豆期货投机交易、赌博和酗酒，他的声望一落千丈。人们常说，“在麦卡锡参议员的公文包一大堆不同性质的事实和经不起验证的数字，把参议院和整个美国搞糊涂了”。尤其是1949年秋天，麦卡锡居然为屠杀美国士兵的纳粹党徒辩护，引起舆论哗然。因此，在这一年的民意测验中，麦卡锡被评为当年“最糟糕的参议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个月后，1950年2月9日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麦卡锡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 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指责国务院里有意识地窝藏了200 名以上的共产党人，美国所面临的危险不是外国可能进行侵略，而是被国家所厚待的某些人的背叛。他指控说，整个国务院都被共产党搞得千疮百孔了。“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麦卡锡的演说有如晴天霹雳，令美国上下一片哗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麦卡锡则一夜之间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惠林演说之后，麦卡锡又相继飞往犹他州的盐湖城和内华达州，重复他在惠林的演讲。麦卡锡手中还挥舞着一张小纸片，这就是所谓的“间谍名单”，麦卡锡在参议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谓“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浪潮”。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更是借口杜鲁门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苏联”、“出卖了蒋介石集团”、“帮了共产主义的忙”，将民主党执政的20年称为“叛国 20年”，并将锋芒直指杜鲁门政府。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借口杜鲁门撤换朝鲜战争中的美方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国务院发表了平生最长的一次演说，直接指责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经担任驻华特使、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被杜鲁门称作“现今最伟大的人物”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将“叛徒”甚至“谋杀者”的罪名安在马歇尔头上，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力反对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使得苏联先于西方盟国到达东欧；在雅尔塔会议上蒙蔽罗斯福，使苏联在领土等方面获利；在担任杜鲁门总统派驻中国的特使调停国共两党冲突期间暗中支持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制定了对蒋介石集团不利的政策，“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等。后来，麦卡锡还让他的助手编印了《美国从胜利后退：乔治·马歇尔的故事》一书出版，并广为散发。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在战时和战后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柯乐布以及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等人。
1953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对美国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 史莱辛格和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要的国防工厂、美国之Y、美国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门都未能逃脱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清查。同时，美国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还举行了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在欧洲，人们更是将麦卡锡直接比作希特勒。这种情况下，国务卿杜勒斯向总统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这样的忧虑：“许多欧洲领导人似乎认为我们（美国）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尔的权力大，还是麦卡锡的权力大？在美国国内，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共和党已经是“一半属于麦卡锡，一半属于艾森豪威尔”了。1953年7月，麦卡锡的助手马修斯在《美国信使》撰文，指责美国耶稣教会牧师中“受到了共产党的严重渗透”。教会立即将电话打到白宫，抗议马修斯的诽谤。
受到常设调查委员会的传讯，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如作曲家科普兰、作家哈米特及诗人休斯，但绝大部分人是普通政府工作人员、公司职员或军人。他们被传讯的理由千奇百怪，例如，当时纽约一家报纸的一名秘书被传讯是因为她老板曾一度是共产党人，而她本人又听过黑人历史讲座；而国务院的一名女职员甚至连马克思是谁都不知道也被当做共产党嫌疑人而被传讯。虽然最后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的证词而被判入狱，但很多人因为麦卡锡的无端指控失去了工作或名声受损，甚至有人在压力下自杀。在1954年2月份的一次听证会上，陆军中校布朗以“总统令禁止泄露军事人员和安全档案”为由拒绝回答麦卡锡有关一个军医的提问，麦卡锡勃然大怒，并威胁说：“我不会听任任何陆军军官保护一个共产党人，你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否则参议院将以蔑视罪审理你的案子。”任何拒绝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供情况的军人都将被解职。
麦卡锡主义是1950—1954年间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逆流的典型代表，流毒深远，它恶意诽谤、颠倒黑白、无比的大胆和巧妙撒谎、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直至有不同意见的人。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世界上最无耻的政治迫害的同义词。
